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签署时，中国与欧洲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四国以后均为欧洲煤钢共同体创始国），以及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冷战后分别独立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同为创始缔约方。1950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退出关贸总协定。1986年，中国“复关”谈判启动。同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中国和欧共体全程参加了该回合谈判，谈判最终创设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以下简称“世贸组织”）。世贸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欧共体^[1]及其所有成员国均为创始成员。中国虽然签署了《成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但“复关”谈判未能顺利结束，无法成为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仍然游离于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复关”谈判转成“入世”谈判后，欧盟是中国“入世”双边谈判的最大对手之一，对中国“入世”提出一系列很高的条件，并包含明显的非贸易要求。中欧双方的艰苦谈判，在中美于1999年11月签署中国“入世”协议半年之后，即2000年5月落幕。中欧协议的达成，“为中国扫清了入世道路上最后一个主要障碍”。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入世”决定，一个月后，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世贸组织这一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贸易治理最重要的平台上，中国和欧盟终得以聚首，中欧贸易关系开启新的一页。

一 参与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

2001年，多哈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中国“入世”决定后3天启动世贸组织成立后的首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旨在大幅削减农业补贴，扩大工业品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满足发展中成员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又称“多哈发展议程”。议程核心关注的是发展中成员的发展，核心议题是农业。

（一）地位与角色

作为一名新成员，中国是新多哈回合谈判发起事务的局外人和旁观者。“入世”初期，中国忙于履行《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做出的大量“重大而勇敢”的“入世”承诺，在谈判中多以“低调的新成员”出现，采取“4L”战略^[2]，曾被讥为“缩头乌龟”。2008年7月，中国首次参加小型部长级会议的7方小范围磋商，被视为“首次进入世贸组织规则制订的核心层”。此后，中国有所调整，在具有优势的领域持积极态度。后来成为知识产权议题核心五成员之一和案文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在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变身为多哈回合“积极推动者”。对于“绿屋会议”，中国经历了从最初的抵制、不参加到后来参加、现在积极参加的过程。总的来说，中国参与多哈回合，是一个不断参与、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欧盟是多哈回合的主要倡议者和发起者之一。早在1996年世贸组织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欧盟联合日本等发达国家，启动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四项议题（“新加坡议题”）研究，试图将它们作为新一轮谈判的主要议题。新加坡议题遭到多数发展中成员的反对。双方的分歧导致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议的失败。2004年7月达成的多哈回合“框架协议”决定，除贸易便利化外，其余三个议题不在多哈一揽子谈判中讨论。作为多边贸易体系几十年来的主导方之一，欧盟对新多哈回合谈判主要议题有完整明确的设想和目标。新加坡议题出局带来的“利益赤字”一定程度上导致欧盟的“领导赤字”。但总体上，在多哈回合的发起、进行、重启等各阶段，欧盟仍是当之无愧的主导者之一，不过领导意愿与能力有一定反差。

（二）主要谈判诉求

中国全面参与各个议题的谈判，是“新加入成员集团”（recent new members）成员，主张履行自身在“入世”谈判中已做出的实质性减让承诺，难以在短期内接受与其他成员相同的减让义务，要求在多哈回合中做幅度较低的减让并给予更长的实施期等^[3]。此外，中国没有特别重要的特殊诉求，只是强调贸易自由化应关照发展中成员的利益，更加注重发展导向。中国提交的100多份提案，大多集中于规则谈判，如有关反倾销日落条款、渔业补贴、贸易便利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等。

欧盟在谈判中则诉求明确，主要包括：非农领域，扩大工业品的市场准入，降低关税，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如中国、巴西和印度的关税；农业领域，改革所有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市场准入；知识产权领域，加强地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