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德统一后，德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伴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的作用日益加强。德国开始积极谋求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权，公开追求德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近年来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例如德国在联合国“争常”以及2012年年初德国政府通过的与新兴大国关系新方案等均体现了德国的这种利益诉求。在这一外交理念推动下，德国意识到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在安全政策领域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02年6月，德国公布《2002年亚洲政策纲要》，首次明确指出亚洲不仅是德国出口市场之一，而且对德国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至关重要。在对华政策上，该纲要称：德国将通过双边以及在欧盟框架内的多边形式，积极与中国开展多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1]。

中国历来将欧盟视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2003年10月，中国公布《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全力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德国在欧盟国家发展对华关系方面经常发挥着“领跑者”的作用，因此，与德国构筑稳固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2003～2013年的10年中，国际环境及中德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德适时地调整发展双边关系的策略，以谋求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合作。

一 中德政治关系

近10年来，中德政治关系从政治互信增强、双边关系定位提升，发展为经过世界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间虽经历2007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后的低谷，但总体上还是向着良好态势发展：中德高层交往频繁、政治对话活跃，特别是2011年启动的“中德政府磋商机制”作为中德合作的新机制，标志着中德关系有了新进展。同时，中德之间的多种对话机制也在不断加强，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也采取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姿态。当然，中德关系中依然存在一些敏感话题并时常成为干扰中德关系的不利因素。

（一）中德高层交往与政治对话

中德高层交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双方交往形式包括：高层互访、在多边场合下正式或非正式的双边会晤、热线电话、书信往来等。

德国联邦总理施罗德在任期间（1998～2005年）曾6次访华，大力推动中德关系发展。2005年11月，在施罗德政府与默克尔政府交替之际，胡锦涛主席访问德国，分别与联邦总统科勒、时任总理施罗德和待任总理默克尔会晤，并签署多项合作协定，这次访问被称为辞旧迎新之旅，对中德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后，胡锦涛主席还多次在不同国际场合与德国领导人进行会晤，就中德和中欧关系及全球性问题进行直接对话^[2]。

2004年5月，在温家宝总理访德之际，中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中德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致力于继续深化合作，加强多边主义，建立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新秩序^[3]，并宣布建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此后，中德政治合作不断加深。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的2009年，双方发表《中德关于共同努力稳定世界经济形势的联合声明》。2010年，中德又发表《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28项合作进行全面规划，同时双方商定建立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德两国领导人之间建有热线电话机制，这在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中非常特殊。2004年12月，在施罗德对华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中德关于在北京中南海与柏林联邦总理府之间建立直通保密线路的协议》，正式启动中德首脑之间的热线电话制度。这一热线电话制度在中德关系的发展中，对于中德合作共同解决国际和地区事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的信息，双方领导人的热线电话会谈内容除涉及“双边关系”及“国际局势”外，还包括“伊朗核问题”“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等在内的国际热点问题^[4]。

中德在许多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存在共同利益并持有相似的理念，承担共同的全球责任，从而促使两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积极对话、谋求合作。中德两国在包括联合国维和、反对恐怖活动、维护地区安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与监管等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在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组织、G20等多边机制中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协作，在伊朗和阿富汗问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