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各国与中国发展阶段、政治制度不尽相同，但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望一致；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但双方一直在寻找和谐相处、合作共赢之道。

北欧五国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一批西方国家。^[1]之后，北欧五国与中国关系总体发展平稳，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北欧各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要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发展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市场潜力巨大，且亟须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处理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重要挑战，因此双方具有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基础。2003年以来，飞速发展的经济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不断攀升，外交上日益自信、进取、活跃，重视多边合作与交往。北欧国家认识到，体量庞大的中国应对国内外挑战的战略举措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们一方面希望在中国持续发展进程中获益，另一方面也力图从国际冲突解决、环境保护、民主人权的角度来设法影响中国的发展，敦促中国担当起“利益共享者的角色并积极负起责任”。^[2]瑞典、丹麦和芬兰是欧盟成员国，挪威、冰岛是欧洲经济区成员。虽然它们与欧盟的关系亲疏远近略有区别，但在中欧关系的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 政治关系不断加深，意识形态分歧时有表现

2003～2013年，北欧各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不断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各部门、各领域合作增多、高层互访频繁。2003～2013年中国与北欧国家，尤其是中瑞、中丹之间高层互访频繁，签订了许多重要的双边协议，涉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投资保护、企业责任、工业技术、环境与能源技术、文化合作、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终生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法律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二是各级别、各地区的交流合作日益增多。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展阶段、购买力水平参差不一，每个省市在确定国际合作伙伴方面都有不同偏好。在同中国的对话、合作中，北欧国家意识到要将中国幅远广阔、情况多样的特性考虑在内，深入了解中国各地区对于双方成功合作十分重要。北欧五国的一些地区、城市与中国的一些省份和城市建立了双边伙伴关系，签订了合作协议。

三是常设机构日益增多、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丹麦在中国设有7个使领馆及相关机构，分别是在北京的大使馆，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的总领事馆，在重庆和台北的贸易委员会，以及位于上海的丹麦科创中心。瑞典和挪威在中国分别设有4个使领馆，即在北京的大使馆，驻上海、广州、香港的总领事馆。瑞典在华组织机构还包括：位于北京的斯堪的纳维亚旅游局（STB）、瑞典小学、中国瑞典商会北京办事处、瑞典国家发展政策评估与分析署、拉奥尔·瓦仑堡研究所、位于上海的北欧中心、中国瑞典商会上海办事处、瑞典—中国贸易委员会上海联络处、上海瑞典学校。芬兰在华机构包括在北京的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

在政治对话和争议话题方面，关于民主人权的讨论一直是影响北欧国家与中国关系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丹麦对华政策核心要素之一是丹麦及欧盟同中国的人权对话。丹麦还提出将在中国优先启动倡导言论自由及环境权的非政府组织及活动家的新项目。^[3]2010年10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该委员会声称，决定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一个重要理由是他长久以来用非暴力形式在中国为基本人权作抗争，并表示一直相信，人权与和平有密切的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该奖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4]挪威国内对此亦有不同声音。从事特种船舶航运的挪威斯考根公司总裁莫里斯·斯考根在挪威《晚邮报》发表文章说，从经济发展和中国成为全球伙伴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才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5]此后，中挪关系进入冰冻期。2012年，挪威外交大臣在对议会报告中检讨对中国政策的失误。2012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在创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显示出对北欧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