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年12月 |
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欧美和中欧双边部门合作机制建设发展的梳理,以及对欧美和中欧近年来部门合作成果的分析比较,本文认为,近年来欧美部门合作的重点在于全球性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新兴高技术领域的研发合作,以及贸易和原材料领域针对第三国的立场协调;而中欧部门合作的重点在于经贸领域的分歧管理和农业、环境和能源等传统领域的治理合作。欧美部门合作的密切程度和机制化建设水平要高于中欧,且相较中欧部门合作有更高水平的社会参与。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echanism building of US-EU and China-EU bilateral sector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and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EU and China-EU relations regar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ir sector co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It concludes that the US-EU bilateral sector cooperation lays more emphasis on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regulations and technical standards,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n new emerging high technological industries and harmonization in trade and raw material supply against the third country,while the emphasis of China-EU bilateral sector cooperation have been on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sector as well as the governance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domains such as agriculture,environment and energy. Comparing with the China-EU cooperation,the US-EU bilateral sector cooperation is closer,more institutionalized and more diversified in the cas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中国、欧洲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重要力量。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和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国际格局的发展走向。从总体上看,中美欧三方的关系是合作性的,但必须承认,这种三边关系在绝大多数时期仍处于不平衡状态,欧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诸多共同点使欧美合作关系建立在非常稳定的基础之上。参照欧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对中欧关系各个层面的发展进行回顾和反思,将有利于对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和新的增长点做出更客观的判断。
本文将主要从双边部门合作的视角来进行考察。双边部门合作,是指在战略性双边关系框架下,由双方政府专业性部门主导和推动,针对较为具体的经济、科技、社会等议题展开的、相对固化的合作关系。相对于领导人峰会之类的双边渠道,双边部门合作的政治级别较低,但这种低政治性的双边交往也是双边关系中最技术化、最贴近双方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现实领域的,不但反映双边合作的实质性内容和走向,也是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的直接体现。
一 冷战后欧美跨大西洋关系的机制建设
欧美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中较为稳固和密切的战略性关系,但其发展自冷战结束至今也经历了多次起伏的过程。第一个调整期始于冷战结束初期,由于双方关系的历史基础源于东西方对峙格局下的反苏同盟,苏联解体后,共同敌人的消失使欧美关系一度陷入危机,而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以及国际格局变化期的种种不确定性,客观上又需要欧美间的战略协调以确保“西方世界”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背景下,欧美于1990年11月发表《欧共体—美国跨大西洋宣言》[1],双方约定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和人权、推动经济发展和帮助中东欧转型等问题上展开合作[1]。为了确保合作的进展,双方设立欧美首脑间、外长间,以及欧盟委员会和美国政府部长级官员间一年两次的磋商机制,并约定欧洲政治合作框架下的部长级会议简报将通报美国[1]。这一系列沟通机制,是冷战后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机制化建设的最早成果,也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美关系的稳定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
由于《欧共体—美国跨大西洋宣言》出台于冷战后国际格局快速变化期,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临时性和反应式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趋向明朗化,以及欧美关系内在张力的不断增加,欧美双方开始尝试对双边关系进行新一轮的调整,这集中体现在1995年欧美共同出台的《新跨大西洋议程》[2]中。《新跨大西洋议程》的主要宗旨是将欧美关系从1990年跨大西洋宣言框架下的信息沟通拓展为实质性的政策合作,其主要合作目标包括:第一,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和人权;第二,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第三,推动全球贸易并在欧美之间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第四,在欧美之间开展跨大西洋的专家对话(people to people dialogue)。为了落实这些目标,欧美针对这四个领域开展了大约150项共同行动计划(Joint Action Plan,JAP),在诸如中东欧民主化改造、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以及其他各种国际和地区性问题上,都展开了合作。在原有的首脑峰会和外长会议等高层互动机制的基础上,欧美设立了副部长级高级工作组(Senior Level Group)和新跨大西洋议程专责小组(NTA Task Force),以落实双方商定的各项合作。由于经济领域的合作对欧美关系的重要性,双方还在《新跨大西洋议程》的框架下,专门推出“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计划”(Transatlantic Economic Partnership,TEP),在农业、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产品技术标准、WTO相关问题、消费者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等领域建立了多项对话机制,部分对话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长期延续,但跨大西洋商业对话、消费者对话和立法者对话一直持续至今,成为欧美之间重要的沟通机制。
《新跨大西洋议程》是冷战后欧美双边关系的制度化建设的第一个高峰,它不但将欧美合作议题从原本北约框架内的安全合作,拓展到更广泛的经济、科技和社会领域,更通过欧美部门间的渠道建设,为欧美全方位多层次的双边合作打下了一定基础。《新跨大西洋议程》至少是为欧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全面深化画出雄心勃勃的蓝图,虽然在后来的实践中双边合作的实质性效果没有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