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近代农业发展状况研究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近代农业经济是最有争议的论题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争论最早可以源溯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长期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国内战争摧残的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在此情况下，1933年，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白热化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辩论。此后，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学术争论此起彼伏，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农业经济衰退论”；二是“农业经济增长论”；三是“停滞论”和“内卷论”。^[1]

第一，“农业经济衰退论”。自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国内地学者和日本学者基本上持此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农业经济从鸦片战争时期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呈衰退趋势，主要表现为农民一般依然沿袭着传统的手工劳动方式和古老的耕作方法，地权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传统家庭副业生产崩溃瓦解，城市无法从乡村取得粮食转而依赖进口，农产品及手工业品出口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普遍贫困，生活水平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离开农业和农村。^[2]诚如张瑞德所描述的，“此一时期的农业危机，并非只是传统时期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一系列持续发生的脱序现象，大规模的省际移民、饥荒、农民入城行乞、妇女坠入风尘、父母出售子女、乡村失业人口增加、负债情形普遍等事件，在过去不常发生，但是此时却成为普遍的现象。”^[3]当时以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展了大量的农村调查，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通过实地调查材料，揭示中国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和各阶级关系。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地主的剥削是导致农业危机和农村衰落的主要根源。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章有义、刘克祥、吴慧等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也提出了新的看法。章有义指出，近代农业总产量有所增长的结论也许是可信的，但人均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的论断难以令人相信。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于18世纪达到顶峰，后转入停滞状态；19世纪以后直至近代，农业中虽然出现一些新因素的萌芽，但所起作用微不足道，不可高估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新因素中的作用。卢锋、王天奖、魏丽英、符长泉、万振凡、吴存浩、郑庆平等也分别论述了近代农田单产下降、农业不发展及其原因。^[4]

第二，“农业经济增长论”。与前相反，台湾学者王业健、日本学者河地重造以及大部分西方学者持增长观点。据王业健研究，从清初至1933年，中国人口增加了大约3倍，因而他由此推断，在粮食进口极其微少的情况下，中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增长。^[5]日本学者河地重造则认为，中国农业在30年代所能达到的单位面积产量，实际上比当时的美国还要高出许多。^[6]西方学者珀金斯、马若孟、费维恺等认为，中国近代农业是发展的。珀金斯指出，“从明初到194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七至九倍，而农业产量增长的比例也约略相等。”马若孟认为“1870～1937年间中国农民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养育着膨胀的人口，为不断扩大的城市经济提供了动力，向城市输送了粮食和工业用作物。农户的生活水平有了轻微的改善”^[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趋向于认为近代农业有所发展。吴承明指出20世纪以来粮食总产量仍是增长的，于1936年达到高峰；他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仍然有所发展，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吴柏均、邓亦兵、徐秀丽、庄维民、唐文起、刘克祥等分别论述了无锡、北京、河北、山东、江苏、东北等地农业的发展及局限。王方中通过对农村地价涨落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最初30年内地价上涨，与农业生产情况较好，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关；从1931年开始，农村地价大跌，这主要是因为土地收益减低。徐秀丽等通过对近代冀鲁豫三省粮食生产的研究，认为19世纪中后期由于长期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生产（包括总产和亩产）均趋减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农业逐渐复苏；20世纪头30来年，由于若干新式农业技术的引进，及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粮食生产持续增长，亩产量逐渐回升，农业效益较好；20年代末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战乱及天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