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超越了起飞阶段，进入新成长阶段。在新成长阶段，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劳动成本上升、投资效益下降、出口受阻、劳动供给关系巨变、老龄化加速、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国内消费拉动经济乏力等，这些问题和挑战都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些新情况、新变化，人们在不断追问，中国会像一些起飞国家那样，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吗？^[1]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新的突破和跨越的途径在哪里。

在新的机遇和发展动力方面，恐怕最大的一个机遇和动力就是城市化。城市化继工业化之后，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发展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引擎驱动的新成长阶段。

中国巨大的城市化也引起国际研究界的高度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的中国面临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进程，因为城市化是可以长期拉动内需的重要增长点（赵一平、周星，2002）。世界银行2003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充满活力的城市是增长的发动机”。

一 从起飞阶段到新成长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起飞大体相同：一是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二是外国投资明显增加，三是出现区域性增长极，四是比较优势从农业转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关于中国在什么时间完成起飞阶段以及起飞阶段之后中国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从城市化进程来说，中国目前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城市化引领的新成长阶段。这个新成长阶段表现出以下一些新特征。

1.城市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国家发展的巨大引擎

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成为拉动中国巨大社会变迁的“三驾马车”。在城市化急剧推进的过程中，土地的集约使用和快速升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一方面，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改善住房的新消费需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国内消费的需要恰相吻合；另一方面，围绕地产收益产生的利益博弈也影响到实业发展、生活价格稳定和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这一两难问题，成为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成长的关键一环。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3%^[2]。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2.城市化发展形成区域梯度推进格局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中西部经济引领全国经济增长的新格局，经济增长的区域结构更加平衡。从地区工业增加值看，2011年前三季度，东部地区同比增长12.2%，中部地区同比增长18.3%，西部地区同比增长17.1%。从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东部地区同比增长22.3%，中部地区同比增长29.9%，西部地区同比增长29.5%。

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七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区域发展格局的这种变化，既是产业转移的自然结果，也是中国区域发展政策作用的结果。但中西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并非是重复东部的道路，城市化继工业化之后，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巨大推力。

3.城乡差距扩大速度明显减缓

随着中国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以及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继2010年之后，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将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这种变化并非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随着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和初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经营收入和打工收入将成为推动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农民现金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将继续提高。

当然，由于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较大，短期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不会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拐点，助农惠农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4.破除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成为新主题

在全国各地，城乡统筹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发展的新主题。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涉及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