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文献回顾

1.问题的提出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6.9亿人，城市化率首次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0%，达到51.3%（国家统计局，2012）。尽管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户籍改革滞后于城市化这两大突出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公布的监测数据，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普遍面临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突出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和社会看待农民工的态度和应对流动人口的政策正在改变，从最初强制的控制和限制，将农民工称为“盲流”，甚至出台一些歧视性的政策制度，逐渐转变为以引导疏导为主，把农民工称为“新市民”，出台一些市民化的管理与服务措施。这些变化确实在部分地区和局部范围内为农民工在城镇地区生活和居留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将农民工群体纳入较高水平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使得农民工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地区安居乐业，既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有利于从宏观上刺激居民消费，拉动内需，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从社会和谐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缺乏归属感，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一旦遇到经济周期变动，遭遇无业或失业，又想继续在城市地区居留，却无法获得城市社会的救济和保障，便容易出现“自我救济式犯罪”，有可能演化成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赵光伟，2010）。

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制定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路线图，这就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经验依据。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1年开展的第三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

2.研究文献回顾

社会融入理论有两个不同的理论来源：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现代社会政策理论。在经典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融入是解读社会和谐（consensus）与社会冲突（conflict）的核心概念。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融入的概念源自社会学大师涂尔干，他在劳动分工论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并由此被现代社会学家所借鉴使用（Friedkin，2004；Green and Janmaat，2011）。涂尔干在研究社会为什么有能力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保持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时，从社会团结机制变化推演出社会融入概念，并构想一个稳定社会应该建立在集体意识、共同价值观和持续合作基础之上（Durkheim，1933）。

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融入理论的发展也做出重要贡献，他们把社会融入指标区分为态度和行为两个方面，并据此测量个体认同和群体融入（McPherson and Smith-Lovin，2002）。Friedkin认为，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融入的定义侧重于个体的态度和行为，随着社会融入研究的深入，其焦点不再简单地集中在个体层次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群体性社会融入（Friedkin，2004）。后来，研究者们还注意到，社会网络、社会联结与社会融入具有密切联系，较强的人际关系纽带有助于社会融入。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社会融入的着眼点和研究视角，是基于人群特征来研究整个社会中的社会联结和社会融入，比如种族、移民等。

在现有的文献中，很多学者将社会融入（social cohesion）和社会融合（social assimilation）交互使用，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确实有很多共通之处。芝加哥学派对社会融合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它的代表人帕克（R.E.Park）。帕克曾认为移民族群融入有四个阶段：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modation）和融合（assimilation），这四个阶段在不同方面的融合程度和速度不同，并发展出“边缘人”“陌生人”以及“社会距离”这些概念。芝加哥学派发展出了与社会融合相关的社会政治理论，他们把社会融合视为一个渐进的和不可逆的社会过程，他们坚定地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移民迟早会与原住民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上实现融合。Warner和Srole开创性地提出了“直线型融合”概念，他们认为移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随着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