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中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53%。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向城镇迁移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邹湘江，2011）。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持，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外来人口“本地化”，也就是外来人口是否能够在所居住地实现社会融入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李培林，1996；谭深，2003；王春光，2006；李强，2011）。

社会融入在个体层面体现为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宏观层面体现为社会各个群体的融合程度。因此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必然是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心理认同之上的。如果仅仅在迁入地就业、生活，但是在心理上与当地居民有很大距离，对迁入地的非功利性价值（如本地文化和价值观）缺乏认同，则不能说明外来人口实现了充分的社会融入，其在现居住地的社会活动也仅仅是对经济利益追求的表现。

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来自制度层面的，也有来自非制度层面的。同时，社会融入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外来人口通过与本地居民互动，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而这一认同又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正如郭星华、姜华（2009）在研究中指出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外来群体的社会认同产生分化，一部分人倾向于认同城市社会，而另一部分人进城务工只是为了生计。因此，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会采取自我隔离与积极融入两种截然不同的适应方式。然而究竟是何种因素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产生影响，则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本文从外来人口是否认同属于本地居民身份这一角度，研究外来人口在所居住地社会心理层面的融入问题，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从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1.社会融入的界定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原有的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跨区域人口流动规模逐渐增大，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旧有的“单位制”逐渐为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所取代，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下来，在当地工作和生活。因此，外来人口的“本地化”，也就是外来人口在所居住地区的社会融入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研究。对外来人口的融入涉及对多个层面问题的讨论。

首先，对于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学界给出了不尽相同的定义。例如，张广济（2010）提出，“社会融入是指特殊情境下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任远和邬民乐（2006）提出，“社会融入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和谐的社会为目标”。还有学者指出，社会融合和新市民化不仅是一个地域变迁和人口转移的过程，更是一个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维度上以现代性为参照系，逐渐向城市范式变换的过程（江立华，2003；张文宏、雷开春，2008；毛丹，2009；黄晓燕，2010）。综上所述，社会融入这一概念的外延比较宽泛，涉及不同的维度。结合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社会融入这一概念的核心是指社会中某一特定人群，融入社会的主流群体，可以与社会主流群体同等地获取经济社会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

其次，关于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对象，当前大多数学者着重研究的是进城农民工这一群体。例如，朱力（2002）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进行了讨论，他提出，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的适应状况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分别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通过调查，他认为，当前农民工的适应状况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深入。王春光（2006）在对农民工群体半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及制度体系的有机整合，而当前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仅仅从经济体系上被接纳，其他体系却受到排斥，在心理认同上，也缺乏对于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其他学者也分别从城市适应、社会交往、定居选择等角度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