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平等问题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模式是影响社会分层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程度也是衡量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任何一个社会，教育机会的分配都不是绝对平等的，某些群体享有较多的受教育机会而另一些群体则拥有较少的机会。家庭的出身背景，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分割因素，如种族、民族、性别或移民身份，都可能影响个人的受教育机会。这些方面的不平等会持续地维持不变，还是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变化的趋势是线性地上升或下降，还是呈现波浪式的曲线？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学者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在相关研究领域，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如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规模扩张是否会带来教育不平等的下降？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教育规模持续扩张，教育机会的数量不断增长，但教育不平等程度并未表现持续下降的态势。相反，21世纪开始以来，在初级高等教育获得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入学率明显上升、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背景之下，社会公众对教育不平等的感受却日益强烈，对政府相关教育政策的批评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学和教育学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教育机会不平等有所上升，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是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和媒体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对于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解释。第一种理论是工业化理论（industrialization thesis），研究者称其为工业化假设。这种理论预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家庭背景及其他先赋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减弱，教育机会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自致因素，从而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下降。第二种理论是再生产理论。与工业化理论相反，再生产理论（Collins，1971）认为，教育再生产了原有的阶级地位和分层系统，中、上层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的子女通过教育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中下层阶级和弱势地位群体的子女因为失去受教育机会而只能就任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如此，通过教育系统的选拔过程，阶级地位在代际进行传递。教育不平等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假设——MMI（最大程度维持不平等）假设——就是源于再生产理论，MMI假设认为，无论如何增加教育机会，只要中上层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未达到教育饱和（指其子女80%以上都能接受教育），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不变（参见李春玲，2010）。上述这两种理论主要用于解释阶级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但在讨论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时，学者们也引用这些理论观点，因为在中国社会，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与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高度相关。城乡户籍身份分割导致农民阶层处于社会分层体系的底部，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其他阶层，而且在教育机会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地位。

近60年里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发展策略也有重大改变，这些变化对城乡教育不平等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教育扩张和国家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的交叉作用，使城乡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变得更加复杂。另外，在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策略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不同阶段的城乡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也有所不同。为了全面考察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变化状况，深入解释导致变化的原因，本章采用2006年、2008年和2011年三次CSS合并数据，在21220个样本中选取19705个出生于1940～1989年的样本进行分析。为了进行年代比较，本研究区分了五个年龄组人群：1940～1949年出生年龄组，1950～1959年出生年龄组，1960～1969年出生年龄组，1970～1979年出生年龄组，1980～1989年出生年龄组。通过出生年龄组比较和多阶段升学模型（Conditional Logit Models of educational transitions）分析，测量不同年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模型因变量为各阶段升学的可能性：是否进入小学、是否由小学升入初中、是否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高中/职高/中专/技校）、是否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大专/大本）。本文的分析重点是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