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城市化为主题，从消费、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社会分层、社会融入等不同的角度，探讨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我们把本书的一些主要结论和研究发现概述如下，作为本书的结语。

一 城市化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超越了起飞阶段，进入新成长阶段。在新成长阶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效益下降、出口受阻、劳动供给关系巨变、老龄化加速、资源和环境约束趋紧、国内消费拉动经济乏力等，这些问题和挑战都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很多人提出疑问，中国会像一些拉美国家和地区那样，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吗？如何突破和跨越这一陷阱？

在新的机遇和发展动力方面，当前最大的机遇和动力应该就是城市化。城市化继工业化之后，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我们正在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引擎驱动的新成长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的中国面临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是可以长期拉动内需的重要增长点。当然，挑战也是机遇，利用得好，经济社会发展会上一个新台阶，利用得不好，也会造成城市化的畸形发展，这在国际上已有前车之鉴。

二 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将可能是一种长期状态

中国的结构转型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工业化、非农化、城市化、户籍人口变动逐级滞后。首先，非农化滞后于工业化，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变，到2011年，在GDP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0%左右，但农业从业者在全国从业人员中还占38%左右，而多数国家在这样的工业化水平上农业劳动者比例都下降到25%以下。其次，城市化又滞后于非农化，51%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38%的非农化水平。最后，户籍人口变动又滞后于城市化进程，30%多的城镇户籍人口率远低于5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当前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史方位做出了科学判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可以说，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行管理体制上的城乡一体化，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城镇和乡村工业发展、取消农业税和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后，在农村进行的第四次大变革。

但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户籍改革的问题，能否在未来继续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能否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年龄过高、受教育水平过低与非农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能否有足够财力消除城乡福利的巨大差距，都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状态，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三 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中国目前把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任务，因为上亿的被计算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实际上是“半城市化”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原来以为，这个问题在中国解决起来会比西方发达国家容易一些，因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移民因为宗教、种族、语言、习俗的不同所遇到的巨大融入障碍。但通过分析发现，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在中国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980年和199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绝对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技能等方面都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但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没有根本性差异，而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待遇诉求都提高了。

我们原来以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过程会沿着经济融入、社会福利融入、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融入的步骤逐步融入，但研究发现，经济层次的融入与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社会融入的不同层次更有可能是平行和多维的，单纯的户籍变动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但对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当作农民工社会资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