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众多，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可能像一些拉美国家和韩国那样，把70%的人口都集中到大城市。无论是从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城市人口合理布局考虑，还是从带动农村发展与实现城乡一体化考虑，小城镇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对推动20世纪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现在30年过去了，尽管中国最终选择了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但实际发展结果却是偏重于大中城市的发展。现在大城市的建筑规模和物价、房价水平越来越接近国际大都市，但广大农村依然落后，农民也还没有普遍富裕起来。与此同时，“城市病”开始突出显现，2013年1月中旬，北京市的严重雾霾天气持续数日，气象局发布最高级别的霾橙色预警，机场大量乘客滞留。从东北、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中国中东部地区陷入大范围重度和严重空气污染，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百米。环保部监测的120个重点城市中，有67个处于污染水平，11个省市22条高速公路局部路段关闭。人们不断在反思，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人口过度向大中城市集中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30年后再次细读费孝通先生的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思考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和小城镇的作用，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小城镇成为大问题的历史背景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但如何改变农村面貌，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大问题。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十分注意加强小城镇的建设”“这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54）。

但在当时，中国多数农村地区，包括一些小城镇，还是很贫穷落后的。1980年10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云南保山县视察，看到保山县板桥公社的小集镇破烂不堪，凄凄凉凉。随后在11月23日各省、市、自治区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现在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2：568）。198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易之的文章《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性问题》，提出小城镇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有计划地建设小城镇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社会学“六五”（1981～1985）规划会，把“江苏省小城镇研究”列入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费孝通先生主持。1983年春末夏初，费老在他的家乡江苏省吴江县住了一个月，对吴江县十几个小城镇的历史与现状做了调查。是年9月，费孝通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小城镇 大问题》的讲话。《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也引起当时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3年12月，胡耀邦在视察四川时进一步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政策。他指出：“全国二十亿亩耕地，八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是富裕不起来的，经过十年、二十年努力，变成三亿农民，其他农民从经营土地中分离出来搞别的，中国农民才能富裕起来。……发展专业户、小城镇，其意义不亚于责任制，这个前途是无量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促进农民富裕的一大政策。”（胡耀邦，1984）

费老在发表《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之后，在1983～1984年又连续发表了《小城镇 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 新开拓》等文。在费老等一大批学者的推动下，小城镇和乡村工业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同时在实践中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扬，他1987年说：“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他还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117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