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罗万象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将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视为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是社会学独具特色的研究角度和分析框架^[1]。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聚类和递嬗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学者们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兴趣主要源于社会阶层是最主要的社会行动单位，阶级或阶层的共同行动是最主要的社会行动（Erikson & Goldthorpe，1992；Wright，1997）。他们构成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基础。社会学研究者期望能够在原有社会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不仅对这些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有所认识，而且期望能够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规律提供新的知识，并通过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寻求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现实路径。

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分层结构这个侧面有利于把握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重新确立农村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村落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是广大农村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截面。对它静态的分析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录，也能为农村社会变迁指明方向，特别是对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 落儿岭村村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背景与特征描述

（一）变迁背景

落儿岭村位于安徽省霍山县城西15千米，是落儿岭镇镇政府所在地。原来以农业为主，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工业，全镇共有工业企业38家，其中位于该村的多达23家。2007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4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800元。落儿岭村是当代农村的一个缩影，从宏观上来讲，落儿岭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乡村工业化是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基础和前提。落儿岭的乡村工业化是从家庭作坊开始的。1956年，落儿岭村（当时还被称作落儿岭大队）就成立了一个手工作坊式的捞纸厂，主要生产皮纸和大表纸（当地人们在祭祀活动时焚烧的一种纸）。这一手工作坊成为当地村办集体工业的雏形，捞纸厂最初只有5名工人从事捞纸业务。

1958年，当地遭遇了历史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大旱之后就是大涝，粮食几乎颗粒无收。在“大办钢铁”的热潮中，落儿岭大队也加入这一大潮，用极为落后的方法来冶炼钢铁，用废铁作原料，用树木作燃料，到处支起小锅炉炼钢铁，严重耽误了农作物的耕种，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损坏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使本来非常贫穷的生活更加恶劣，经济总体规模和农作物产量剧烈下降。贫困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和大队把所有的粮食集中起来，办“公社食堂”、“大队食堂”，各家各户都到食堂吃饭，一日三餐都是在食堂吃供应、喝稀饭。这一时期社会结构超常简单化，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所反映的“走路咚咚响，不是大队干部就是司务长”。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民自由配置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1971年，落儿岭村捞纸厂上马了第一台半机械化造纸机械，实现了由手工捞纸向半机械化造纸迈进的第一步。此后，村集体经济特别是村办工业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由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逐渐走向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农业在集体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1979年，大队的6名干部凑了4000元，贷款6000元，购买两台制砖机办起了砖瓦厂，当年年产值就达到9万元，获利7000元。利用这些资金铺底，采用“滚雪球”的模式，大队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办起了茶叶加工厂、彩印厂、轻工机械厂、金刚石厂等队办集体企业，使大队的集体企业初具规模。

第二，改革开放是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环境和动力。1978年以后，农村地区逐步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经营制度，农户取代了以生产队为经济单位的农村生产，极大地解放了农民。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一系列农村改革，政府进一步下放权力，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分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落儿岭大队又投入40万元，新上了“787”型造纸机，使产品品种扩大到水泥纸袋、卫生纸、表纸、牛皮纸等好几个品种，造纸业年产值近400万元。到1982年底，大队集体收入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