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哈佛大学阿里克思·奎戈教授认为的那样，对于每一个研究城市化问题的学者来说，眼下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实在是不容错过。眼下，中国的任务是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明出某些手段，创造出人性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从能源和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背负着整个世界的未来。^[1]的确，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仅凸显了中国本土的特色，向全世界提供了具有可借鉴性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同时，城乡一体化不同发展路径的实践也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最高境界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事实上，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时期，因此，城市化既是一个历史话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早在15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就以农民破产的方式开始了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相继走上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道路。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很大，因此，城市化道路也大相径庭。德国在1950年代开展“巴伐利亚试验”、美国大力发展的“精确农业”、法国长期实行的对农业和农民“多予少取”政策、以色列的“高效农业”，特别是韩国的“新村运动”和日本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等，^[2]都在城市化问题上走出了一条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然而历史也证明，城市化让人类享受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城市病”的困扰，尤其是全球迅速城市化的示范效应把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向更加糟糕的境地。城市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发展进程，如何在实现经济社会有效发展的同时，较大程度地规避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目前，正在实践的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为城市化寻求了有效发展的突破口，虽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还存在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但是城乡一体化的不同发展路径为成功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可选择、可实践的发展模式。正如陆学艺先生在《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中国的工业化搞得很有成绩，但城市化至今还在继续“摸石头”。“李昌平难题”^[3]是有解的，通过改革，原有的体制会逐步改变，结构会得到调整，城乡二元结构终究会被破除，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终会实现，农民问题是会解决好的。本研究所涉及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种路径：农民工外流型、征地吸入型和乡村工业化型正是城市化过程富有成效的积极探索。

一 城市化、区域化与城乡一体化

党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的目标。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城乡一体化也是从属于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城乡关系通常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乡村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资金和人力资源，这是乡村支援城市，城市的扩大再生产有赖于乡村生产剩余的阶段；第二阶段，城市与乡村各自独立发展，这是城乡矛盾已现端倪且日趋扩大的阶段；第三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活动开始超越城乡两个相对隔离的单元而相互渗透，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城乡界限模糊、城市与乡村融合的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城乡一体化”。因此，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最高境界。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而言，城乡一体化必须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寻求区域性规划和区域性提升的路径。因此，区域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城乡一体化必须立足区域化发展，模糊城乡原有的制度和区域界限，实现区域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整体提升和实质性变迁。从这个角度而言，区域化虽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但从实质上来讲也是从属于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事实上，关于城市化模式，学术界一直认为存在着两种。一种是以城市为基础（City-based）的城市化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城市化景观，也是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其特点是以中心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和中心，并以其发展的张力来辐射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实现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不同于以城市为基础的城市化模式，加拿大学者麦基（T.G.McGee）在对亚洲一些国家进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