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乡村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做深入探讨，而对转型期乡村社会记忆的变迁进行考察，是探究乡村社会性质的有效途径之一。

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乡村记忆正受到快速变迁的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在很多村庄，昔日自然形成的村庄格局正在被打破，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仪式习俗正日益被淡忘，人与人之间经世沿袭、朴素感性的处世之道正在为理性化的现代交往原则所替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带有乡土气息的社会记忆正悄然发生变化，其文化规约、社区认同的功能日渐淡化，与市场对接、获取经济资本的功能日益凸显，乡村社会记忆正经历着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的转向。这一转向过程中不少乡村社区记忆渐趋弱化乃至丧失，与此不同，徽州社会记忆转向伴随着历史与今天的有机联系、过去与现在的全面融合，其独特之处耐人寻味，那么徽州社会记忆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发生了何种变迁，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它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本文借助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资本视角，以徽州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徽州乡村社会记忆特征及其运作机制的解读分析，对以上问题做出探讨。

一 传统乡村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质性

（一）文化资本的生成离不开社会记忆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展开批判性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它分为三大形态，即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和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指人们通过在一定的环境中长期熏染、凝聚于身体、渗透于精神的知识、技能、素养、品位，它反映的是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的综合特质。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是指以物的形式呈现的文化资本，如书籍、建筑、工具等，因为所有物的创造均离不开人，所以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也可以说是人的内在素养的物化。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则主要指在集体的层面，对个人所存有的身体性文化资本的价值予以正式承认的规则或方式，它凸显的是特定社会环境对特定素养的认同与尊崇。以上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之间并非截然分立的，而是贯通交会、融于一体。

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的理解离不开对他的另一重要概念“场域”的理解。所谓“场域”，即是人们身处的、对人不断产生影响，同时也为人的行动不断形塑的特定环境，“它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生产物、价值观、思想、制度、组织、规则的人员组合而成的多元复合体”^[1]。文化资本并非抽象之物，它总是和特定场域联系在一起，其具体特质总与特定场域密切相关，因此，“人们之所以还要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资本’进行区分，主要是因为每一种形态的‘资本’只有在创造出这一‘资本’的特定场域内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固有效用”。

徽州社会的文化资本是徽州人在徽州这一特定场域创造出来的，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而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展现和徽州地区独特、系统的社会记忆息息相关。“社会记忆是指人们将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2]它是一个动态系统，既包含对过去社会信息的记载，也包括信息的提取，即记忆在当下社会中的解读、传递与操演。如果以具体形态来划分，社会记忆主要包括器物记忆、制度记忆和观念记忆。

徽州有着中国其他乡村无与伦比的历史档案，它们以自身的丰富与完整为徽州社会保存了一幅鲜活生动的有关过往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在中国地方区域遗留下来的历史文书档案中，徽州文书档案占有三个之最：一是年代跨度最长，前后跨度达748年；二是种类最多，现存种类达179种；三是数量最多，现存总数至少23万卷（件）。档案中既有大量的器物图片资料，也有制度的原始文本，徽州历史档案是徽州器物、制度、观念记忆的总汇集。

文化资本作为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不管其以器物、制度还是观念的形态出现，其生成均与社会记忆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文化资本非速成之物，它的生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需要数代人的传承与积淀。每一件器物、每一项制度以及场域内对人的某种精神气质的集体认同与推崇，都蕴涵着人们对当下生活的理解与阐释，然而，“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