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险分析的研究对象：能源转换

（一）探讨这一主题的意义

能源转换一开始看起来似乎是技术人员该探讨的话题，然而越来越多的故障事件则使这个问题成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由于成本高昂，能源转换的中心问题就表现为不断升高的能源价格及其对国际竞争中的企业、社会购买力及家庭收入分配造成的影响；同时，电网输送能力及电力存储能力存在不足，而从发电结构来看，有些发电厂也并不会持续运转发电；最后，排放认证体系的前后矛盾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探讨这一主题的特殊意义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能源转换对德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进而推动了德国与别国的外贸往来，并最终导致了德国个人收入分配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可再生能源现阶段在整个供电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为25%，能源转换的目的在于使这个份额到2015年能上升到45%，并于2035年达到60%。到2022年德国应关闭所有的核电站，而实施的关键就在于《可再生能源法》。该法推出补贴政策鼓励消费者优先使用太阳能、风能及天然气等替代能源供电，并使供电方能毫无风险地获得比正常市场价格高10～20倍的投资回报。然而若无政策扶持，这些能源投入市场其实无利可图。

这两种矛盾的趋势决定了对能源转换进行风险分析的必要性，而在这其中，气候风险、资源风险与人口增长则是分析的基本框架条件。

（1）熊彼特创造性破坏范式（Schumpeter，2012）：要衡量先行者（First Mover）通过工业与技术进步获得的潜力，或者设定产品寿命周期及工业周期的长度，需要考量其丧失区位优势的可能性。很明显这是一个速度问题，因为创新使得新事物发展壮大总是要快过旧事物消亡。

（2）体制范式：能源转换是应该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设立某种规范框架，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实现？利用市场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人们无法确定这种刺激能否按照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而如果使用计划手段，则可能会出现市场机制无法缓和的矛盾情况，同时也有可能导致寻租活动的产生（Bhagwati，1982）。

从能源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分析，能源价格的上涨幅度虽因为载能体的不同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领域不一样而各自有差异，却都是相应价格需求弹性的结果。比如，能源价格上涨对普通家庭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企业——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进步，通过停止生产或是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来降低甚至规避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因为从短期来看，劳动与资本在投入中不可相互替代，所以正如投入产出矩阵所描述的，劳动与资本在整个产业链中的流动不可避免。调整惯性使得产业链上的变化不会立即显现，但这种变化却经常以一种缓慢却影响巨大的形式发生作用。这既不能归结为是政策失灵的原因，也无法要求谁出来负责。

一些数据也许可以表明经济体系遭到破坏的程度。

（1）自2010年起，由于《可再生能源法》引入最低输送价格保障制度，市场上为满足用电需求而投入在可再生能源上的资金已经翻了一番，达到200亿欧元，分摊到每个德国人身上就是人均266欧元，这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负担。

（2）传统能源供应商的企业价值缩水30%～50%，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各个股东及各公社，他们陷入了财政困境，而数以千计的员工失去了工作。

（3）福岛事故的发生使德国的核反应堆接连被关闭，而要平衡太阳能及风能供应的不稳定性就要提升化石能源的使用份额，这无疑给环境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4）由于建设风能、太阳能设备及新的电力网络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土地资源可能会被过度使用。

（5）能源转换在各个新兴行业及设备装配领域已经创造了近40万个就业岗位。然而由于行业逐渐饱和及来自外国的竞争，失业人数又开始上升。比如，太阳能行业的员工人数已经缩水成原先的1/3。

下文要说明的主要是经济的合理性——它不仅在分析能源转换方面十分重要，同时也可以解释能源转换的基本结果，这些结果不仅对德国来说意义重大，对想要推行类似措施的国家来说也有借鉴意义。因此能源转换风险，也就是那些产生于技术层面、归咎于经济社会协调压力、会导致国际分工最终由于被动的分配效应而产生的风险，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将以上这些风险都表述为“对德国的影响”。

（二）风险类型与风险管理

技术上的风险会演变出多种类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