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全球消费水平的提高，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也显著增加，如果不改变消费模式，就难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过去对减排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忽略了消费领域和消费者责任，国界或关境割裂了减排政策的适用空间，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实施生产减排政策工具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改变消费模式的政策工具也迫在眉睫，这就需要测度全球每个国家、每个部门的消费排放，这是制定全球气候政策工具的基础。全面了解消费碳排放的增长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气候政策的设计，减少国家利益和全球减排效率的冲突，同时减少全球减排失败的风险（Schweitzer等，2009）。发展权的权衡也成为制约《京都议定书》效力的关键因素。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国家排放目录只核算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的排放，忽视了国家之间的联系，从而可能导致对全球、地区和国家排放趋势和减排政策的错误分析（Peters等，2011a）。尤其是基于生产者的碳排放核算和减排责任政策设计，将全球的生产网络分割成碎片，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降低了碳减排的意愿和效率，使得《京都议定书》的有效实施困难重重。因为意识到生产排放目录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最近学者们开始关注基于受益者付费原则的消费碳排放。根据这一原则，消费者应该为其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碳排放负责。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研究了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的关系，并提出生产者和消费者应该共同分担排放责任（如：Peters 和 Hertwich，2008a；Lenzen 等，2007；Andrew 和 Forgie，2008；周新，2010）。有些学者计算了全球各个国家的消费碳排放（如：Gavrilova 和 Vilu，2012；Erickson 等，2012；丛晓男等，2013；闫云凤和赵忠秀，2014）。这些研究认为消费排放有利于从全球视角全面了解每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也为构造2020年以后全球气候政策法律框架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从理论上讲，一个开放的多区域连接的世界经济存在着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全球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最终是实现均衡的，均衡的实现有赖于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尽管这个均衡价格的比价关系可能对发展中的生产国大为不利，导致发展中的生产国生产大量的低价制成品，实现货物贸易盈余，并用这种货物贸易盈余来补偿服务贸易逆差，这种全球价值链模式主导了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尽管全球经济危机使得这种模式发生了拓扑变形，但其逻辑结构并没有解体，而是更为强化。碳足迹可以刻画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过程，呈现一种对偶关系。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效率要低很多，因而存在着严重的碳泄漏。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全球的生产账户与消费账户是平衡的，但是由于均衡价格的比价关系严重失衡，并且这种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将长期存在，全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分布上也是严重失衡的，作为一种对偶关系，从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对比来看也是严重失衡的。

从技术上讲，生产排放目录的核算只需要国内投入产出统计数据和一定技术下的排放因子等较少数据投入，而消费排放目录的核算需要国际投入产出表等更多数据。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建立消费排放目录需要消费、生产和国家间的贸易数据。研究者需要依据各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和国际贸易数据建立相应的数据库。有些学者已经采用GTAP（如：Bang 等，2008；Peters 和 Hertwich 2008b；Baiocchi 和 Minx，2010；Peters 等，2011b；Chen 和 Chen，2011；Atkinson 等，2011）或OECD（如：Ahmad 和 Wyckoff，2003；Nakano等，2009；Yan等，2011）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这些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是联系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的纽带，同时这些研究也为多区域经济条件下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消费排放提供了基础。

本文采用WIOD数据库中的数据建立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分析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消费碳排放，对比中分析排放失衡的程度。WIOD数据库中包含了各国的投入产出表、双边贸易数据和生产要素数据。比较全球、各部门和各国的消费排放可为减排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研究基础，同时可为特定国家制定相应的气候变化政策从而改变消费模式提供坚实基础，也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国际交换比价关系，进一步研究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国国内投入要素价格机制改革和贸易条件改善的路径。

二 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