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0日，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不要德国的欧洲》的文章，否认德国在欧洲谋求政治领导地位。该文章当天同时在德国、英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主流日报上刊发。^[1]朔伊布勒此文的目的显然是想打消其他欧盟成员国对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担忧，但是，朔伊布勒如此高调的政策宣示反而凸显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德国在欧洲的“重新崛起”。回顾欧债危机演变的过程就能发现，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实际上是德国在救助政策实施的内容、步骤和时机等重大问题上拥有真正的最终决定权。比如，2012年8月欧洲中央银行宣布推出“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这是在金融层面结束欧债危机最具决定性的措施。既然OMT如此立竿见影，为什么欧洲中央银行不早一点实施呢？答案很简单，原因在于德国是在2012年8月而不是更早就同意欧洲中央银行实施OMT，是德国人的态度在左右欧洲中央银行的最终决定。^[2]无论是德国人的坚决否认，还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愿承认，欧元诞生之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重组，一个“德国的欧洲”正在形成，^[3]此次债务危机仅仅是让这一事实更加显性化。欧洲毫无疑问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德国的“重新崛起”将会长期存在还是仅为欧债危机背景下短暂的幻象？“德国崛起”的力量源泉、具体机制和影响又是什么？德国主导下的欧洲符合中国利益吗？这些问题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内容。

一 欧元制度下的“超强融资能力”：德国“重新崛起”的根基

许多观察家特别是德国人并不认为“德国的欧洲”已经或者将会成为一个现实。在他们看来，德国虽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欧洲债务危机应对机制最重要的支撑者，但是德国并没有必要将其转化为政治上的霸权。另外，欧盟层面的制度安排对德国也是一种限制，德国的权力未来将会逐渐减弱，同时，因为与重债国关系紧张，德国的影响力在欧债危机中实际上是受损的。^[4]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忽略了两点。首先，德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权并非没有必要，无论德国政治精英主观愿望如何，这种转化都是必需的，是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唯一选择。因为欧元区是德国经济的依托，一旦欧元区解体，其对德国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而为了保存欧元区的完整，恢复欧元的竞争力，需要一个切实的经济改革方案和保障这一方案获得实施的强有力的领导者、监督者，这一角色目前只有德国可以承担。所以，《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将德国称为“不情愿的霸权”（The Reluctant Hegemon），认为正像二战后是美国肩负起领导职责支撑起脆弱的西德，现在轮到德国来领导它那些深陷危机的盟友，这既是为了盟国，也是为了德国自己的利益。^[5]言外之意是德国内心不情愿成为欧洲的领袖，德国领导地位是形势所迫。

但实际上，德国早已不再是个“不情愿的霸权”，而是对自己影响力的上升持非常正面的看法，德国对欧洲的领导比之前更为自信和从容，不再遮遮掩掩，“故意”保持克制的姿态。德国总统在2013年德国统一日的演讲中要求德国在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6]在现实政治中，“责任”实际上是“权力”的另一种委婉的表达。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在组成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有专门一章讲“德国的欧洲责任”，开篇就说：“欧洲的统一事业仍是德国最为重要的任务，在过去几年中，欧洲伙伴对德国的期望改变了。”德国人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欧洲伙伴希望德国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紧接着，协议又继续写道：“欧洲正处在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一变革时期，德国作为经济强大的成员国和欧洲的稳定之锚，责任在增长，也被它的伙伴国给予了特别的期望。”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欧债危机中，德国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而其他成员国也期望德国担负起领导责任，德国领导地位的加强与欧洲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7]

其次，德国的权力当然要受到欧盟层面的制约，但关键在于，欧盟层面的许多制度安排是非中性的，^[8]德国占优势，从中获得的好处远远大于其他成员国，德国的影响力不是通过传统的“单边行动”的方式强加给其他成员国，而是通过这些非中性的制度，以所有成员国“集体行动”的方式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