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设想一下：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声音出现在2013年的德国知识界——那将会是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桩文化事件！不知道福山面对自由、民主、富裕的欧洲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危机这一事实，还会不会以黑格尔式的决然做出“历史的终结”的判断？无论如何，公共知识分子针对人类文明的总体性批判始终面临巨大的理论风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经在论证“欧洲需要一部宪法吗？”的命题时，发出以下设问：“迄今为止，新宪法的产生都是历史上对危急情况的回应。但是，如今哪里有总体上富裕、和平的西欧社会必须应对的危机呢？”^[1]

言犹在耳。仅仅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德国社会的时代脉搏却变换了一种节奏。翻阅一下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2008年以来发布的整体经济发展评估报告，我们可以整理出不少于8个含有以“危机”作为中心构词成分的合成词：《2008/09年度评估报告》^[3]涉及“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2009/10年度评估报告》^[4]多出了“经济危机”以及“金融和经济危机”，《2010/11年度评估报告》^[5]再扩延至“债务危机”、“欧元危机”和“信心危机”，《2011/12年度评估报告》^[6]提出“体制危机”（Systemkrise）。层峦叠嶂的欧洲危机竟然吊诡地丰富了德语语言。危机复危机，既为我们勾勒出了欧洲问题的路线图，也为观察现阶段的德国和欧洲提供了关键词。

我们看到，近年来德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松散论争无不关切危机重重的“欧洲叙述”：欧洲究竟需要在德国的引领下再度出发，还是本已饱受“合法性赤字”和“民主赤字”^[7]困扰的“欧洲工程”已经走到了大厦将倾的尽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论争起步却也止步于知识精英的范围，最终未能发展为德国社会广泛的公共讨论，哈贝马斯、沃尔夫冈·施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学者的互证或互指仅仅激起了些许涟漪，那个众口一词的欧洲命运“决断时刻”^[8]也就沾染了某种悲剧般的修辞色彩。公共讨论的流产，无疑也证实了“欧洲工程”一再为内格特所诟病的精英化本质^[9]，以及贝克眼中“下层欧洲”和“上层欧洲”严重分野这一事实^[10]。

一 问题在于资本，蠢货！（It’s the capital，stupid！）

欧洲危机的路线图之下究竟隐藏着何种逻辑？2012年以来，经济界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基本明朗化：欧洲危机主要涉及银行危机、国家债务危机和宏观经济危机三个核心领域，三者形成互为前提、彼此制约的恶性循环^[11]。无论是以德国为首的债权国力主的紧缩政策，还是债务国主张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呼声，或者是欧洲中央银行出面购买主权债务和银行债务的应急措施，似乎均属治标而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而且相互矛盾。“体制危机”的提出，更是把危机的讨论推向了总体性的层次。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和爱尔兰频发政权更迭、民众抗议，甚至一度公认已经成为历史概念的“德国问题”（German question）也再度死灰复燃。^[12]按照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里克的说法，欧洲民主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skrise）。^[13]

施特里克的《购买时间——论延宕的民主资本主义危机》堪称近年来德国思想界的巨构。作者以翔实的经济数据分析和缜密的理论推演为基础，试图为欧洲危机的深层动因提供一个合理的阐释。“合法性危机”这一概念借自法兰克福学派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和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Krisentheorie des Spätkapitalismus）。^[14]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潜在的危机已经随着“短缺时代的结束”从经济转移至政治和社会领域，剩余价值生产的矛盾已经在技术上可控，资本主义以效率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因而不再符合民众的需求，可能会以合法性危机的形式爆发。^[15]运用早年的危机理论分析2008年以来的欧洲危机会遭遇困境，因为目前这场危机不是由于民众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而引发，而是资本——以资本的“组织、组织者和所有者”^[16]的面目出现——正在颠覆资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当年未能预见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经济的惊人发展，而这种发展恰恰促使施特里克再度反思资本的角色。他提出，现代民主资本主义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