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德美之间虽表现出希望加强合作的意愿，但在安全、经济等一些政策领域，德美之间的隔阂反而有所加深，双方关系呈现出“有选择的同盟关系”的特点。^[1]自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以来，在美国“重返东亚”的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德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和趋势，不仅开启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而且在阿富汗、伊核等问题上的协调似也有所加强。但是，斯诺登事件所披露出的美国监听丑闻却给德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造成了极大损害。

一 美国“重返东亚”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近来，德美两国的外交决策者都深刻认识到，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调整与变化之中。自奥巴马再次担任总统以来，奥巴马及其外交团队认为，此前美国在全球的力量投放和重心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比如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投入过大，而在亚太地区的投入严重不足。但全球经济政治的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在经济上，亚洲已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在未来5年，预计美国以外的经济增长有接近一半将来自亚洲。这一增长正改变着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中国崛起、日本经济复苏、韩国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以及东盟国家的合作都使得亚洲充满活力。^[2]因此，奥巴马政府决心在第二任期内加大对亚洲的战略投入，致力于重新成为亚太地区的战略中心，而且美国也呼吁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与其一道“重返亚太”。^[3]

然而，跟随美国“重返亚太”却并不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虽然德国十分重视亚太地区的重要作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在亚太地区没有安全同盟关系，亚太地区对于德国体现更多的是经济和贸易上的利益。因此，德国始终对美国利用其盟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保持着谨慎态度，用德国官员的话来说，不仅德美在亚太的利益不同，而且德美在全球战略上的优先目标也完全不一样。^[4]

2013年初，德国外交部政策计划司司长巴格尔（Thomas Bagger）在德国著名期刊《国际政治》上发表署名文章，集中阐述了德国外交环境变化的新特点。他认为，新形势下，德国外交环境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世界政治的不可预见性增强。国际关系变得多层次、多议题和多行为体，国际关系事件的演变趋势往往不可预料。国际政治经济中心正由跨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行为体异质性以及安全和发展等问题的叠加令有效全球治理的难度大大增加。二是外交权力更加分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不仅带来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而且使外交权力更加分散。小型、私人、非国家行为体和利益集团组织在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是外交事务向新领域拓展。气候变化、能源问题、传染病、跨国犯罪、水资源和网络安全等问题无不与外交相关联，外交与内政问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对德国外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四是中国的崛起不仅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对德国和西方带来“制度挑战”。在欧洲身陷债务危机的同时，中国却以实现经济30年快速增长的成就挑战了欧洲国家的基本信念，即经济增长必须以实现西方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政治作为前提条件。^[5]

为应对新的形势变化和挑战，德国寻求在全球范围实施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在整体外交布局中显现出新的特点。2012年2月，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称德国与新兴国家一样都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力量”（Gestaltungsmacht），不仅带动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对本地区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力，将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德国时任外长韦斯特韦勒表示，西方必须适应新的国际体系变化，西方无法再单独决定世界事务。对于德国外交的发展方向来说，德国将不仅和金砖国家发展伙伴关系，也要与哈萨克斯坦等拥有能源、资源的国家建立能源-原料伙伴关系。^[6]总的来看，德国在强调其外交的两个传统支柱——欧盟与跨大西洋联盟之外，较以前更注重与新兴国家在发展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多样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二 奥巴马访德再次凸显德美关系趋于平等

2013年6月18～19日，奥巴马访问德国，这是他担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对德国事访问。奥巴马希望借此访问加强美德关系。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德国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