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建议和支持下，2000年6月30日，德国司法部长赫尔塔·多伊布勒-格梅琳（Herta Däubler-Gmelin）女士与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杨景宇先生签署了《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不仅明确规定中德两国应该加深在法律领域的合作，它同时也是确立中德两国进行长达十几年之久的“法治国家对话”的基础性文件。^[1]为了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德双方分别于2001年6月、2003年10月、2005年9月、2008年4月四次签订了《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两年实施计划》。^[2]2010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了第一份三年实施计划，取代了之前的两年实施计划。^[3]在自2000年以来的13年中，中德两国组织并实施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对话。但对于“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作用和效果，质疑者比较多。尤其在德国，不断有人对“中德法治国家对话”进行批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对话”的主题过于狭窄，主要限于经济法和行政法，“对话”没有涉及少数民族群体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平等待遇问题^[4]；“对话”仅仅是中德两国政府的“遮羞布”，这样，两国政府均不必提及令人难堪的人权问题^[5]。那么，上述批评是否成立呢？换句话说，“中德法治国家对话”对中国法治建设、对中德关系是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本文探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为此，本文将从目的、内涵、特点、机制和对中德关系的影响等方面对“中德法治国家对话”进行系统而又详细的剖析。

二 “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目的、内涵和特点

在对“法治国家对话”的机制和影响进行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首先确定“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目的和内涵，分析其特点。

（一）开展“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目的

对于中德两国开展“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目的，中德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德国也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进行中德法治国家“对话”是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保护状况^[6]；其二，“对话”是为了提高双方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律体系的竞争力，同时为在中国直接投资或是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的德国公司提供更完善的保护^[7]。在中国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对话”旨在帮助中国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完善中国的人权保护政策^[8]；其二，“对话”旨在构建一个双方交换意见和经验以加深彼此了解的平台^[9]。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协议》第2条明确规定，“通过相互交流，研究、借鉴对方在法律领域的有益经验，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10]据此分析，两国开展“中德法治国家对话”至少有三方面的目的：首先，“对话”应该是双方增加交流、增强了解的平台；其次，通过“对话”改善中国的人权保护状况；最后，“对话”旨在帮助中国建设法治国家。

（二）“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内涵

《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以及相关实施计划中均提及了“法治国家对话”这一概念。例如，《协议》序言中明确强调：应该加强德国联邦司法部与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合作，“在‘中德法治国家对话’框架内，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中德两国在法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发展中德两国关系十分重要……”。^[11]令人奇怪的是，《协议》及中德学者并没有对“对话”这一概念进行定义。本文认为，“中德法治国家对话”并不仅仅是指中德两国之间举行的某一次具体的“法治国家对话”，相反，它应该是指中德两国之间通过协议构建起来的、进行“法治国家对话”的框架，以及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的所有项目和活动。根据已经实施的项目和活动，我们可以将这种对话活动分成官方活动和非官方活动两类。前者主要包括：每年举行一次的、为期两天的中德“法治国家对话”年度研讨会，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组织的立法咨询活动；此外，还包括由两国外交部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FES）组织的中德人权对话。后者主要包括由德国各种基金会，如艾伯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KAS）组织的法学研讨会，由高等院校法学院负责的法学教学合作等；此外，它还包括由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中方合作伙伴负责的德国经典法学名著翻译和出版项目。^[12]这一定义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中国两国政府签订的“三年实施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