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展区域合作的新挑战

（一）发展区域合作，创新世界城市上升路径

197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以国际性中心城市及其腹地构成的全球城市区域展现出广泛的全球联系，发挥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许多国家通过实施世界城市战略，扶持本国城市区域快速发展，提升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分享更多的利益，进而加快和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此轮全球化进程，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战略使中国从世界经济体系的扩张中获利良多。北京在1990年代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已经提出了“世界城市”的定位目标。经过近30年的建设发展，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排名逐渐提升，但与那些顶级的世界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8年美国次贷风潮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整体进入严重低迷期。在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的背景下，过去较多依靠外资、外贸和外需的增长方式如今难以为继。考虑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拥有广阔腹地的特点，北京应更加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加积极主动地服务全国、辐射全国，推动国内区域合作，创新世界城市新的上升路径。

（二）服务和辐射全国，实现国家首都功能

现代意义的国家（STATE）构建，涉及特定疆域内（有关权力中心的）制度形成，以便较为顺畅地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市场的繁荣与社会的有序。从现代国家兴起的历史过程可以观察到，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性条件作保证，其中重要的一环是政府间制度化的协调机制。从过去带有强烈计划色彩、以对口支援为主要形式的区域合作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多主体协调推进的区域合作，作为国家首都和发达经济体的北京，需要率先探索如何发挥服务和辐射功能，带动全国发展的制度化协调机制。

（三）公共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倒逼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2008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2011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2010年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一万美元，2011年增长到1.26万美元，达到国际中上等国家和地区收入水平。在新的发展阶段，交通堵塞、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食品安全等社会环境问题瞬间凸显出来，严重制约了北京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北京城市治理的重大公共议题，迫切需要得到周边区域的合作与支持。

（四）新的国家治理策略：定位大局、创新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集体上任一年来治理策略逐渐展现。由于领导人具有长期的地方工作经验，对发展区域合作有一贯的思路，即定位大局、取长补短、创新服务。

定位大局，就是要将地方发展、区域合作放在国家大的战略布局下来考虑，而非简单地从本地的发展阶段和任务出发，在大局中找准定位，而不强调定数（经济发展的数量指标）。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职时提出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2007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上海市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筹划上海的未来发展必须考虑的四条标准^[1]，都体现了这种定位大局的思路。

取长补短、创新服务，则为区域合作方式和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7年6月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与兄弟省区市驻沪办负责人座谈时，强调要学各地之长、补自己之短、创上海之新，更加主动服务全国，为全国协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2013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天津考察时，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做出指示，要借助首都资源，加强与周边省区市战略合作，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共建交通网络、产业合作、科研服务、金融支撑平台。^[3]

二 中国区域发展总体布局与北京区域合作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我国相继制定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3年）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04年）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资金投入、项目布局和政策支持的重点开始逐步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8～2011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连续4年超过东部地区。2011年中、西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0.1%、19.2%，分别比2002年提高1.3、2.0个百分点；中、西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2%、23.5%，分别比2002年提高5.5、3.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