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06月 |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官方开始关注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没有使用“非传统安全”这一外来术语,而是把这些非传统的国际安全问题置于“新安全观”概念之下。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表述中,第一次出现有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术语,但强调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非传统”修饰的不是“安全”,而是“威胁的因素”或者“威胁”。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在国家安全意义上或超出国家安全的普遍安全意义上,长期使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表述,并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概念下越来越多地讨论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直至2013年的十八大报告,涉及国家安全和安全的论述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其中包含的非传统安全的比例也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为了更好地概括包括安全构成、安全威胁、安全影响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官方应该把“非传统安全威胁”认识进一步提升到“非传统安全问题”认识,使用“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构成”“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影响”“非传统安全保障”等概念来准确且充分地认识当前错综复杂的现实安全问题。
一 没有“国家安全”概念的国家安全论述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再到198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及其后来执政的中央政府,虽然长期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也很少在国家安全意义上使用“安全”一词,但事实上却继承和发扬了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反帝反封、救国救民的传统,一直把国家安全和百姓安康作为政治纲领的基本宗旨和重要内容。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文件及一大前后的各种重要文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等,均无“安全”一词。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之后的各项文件,如《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也都没有出现“安全”一词。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之后的各项文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关于劳动运动的议决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依然不见“安全”一词的踪迹。
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后的各项文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等,还是没有“安全”一词。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之后的各项文件,如《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对于职工运动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土地问题议决案》《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等,仍然没有“安全”一词。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之后至1945年七大召开前的各项重要文件,如《告全体同志书》《中国共产党党章》《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作组织问题报告》《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等,还是没有提到“安全”一词。[1]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件中用到“安全”一词的最早记录,是1945年的中共七大报告。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毛泽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讲到第10个问题即“外交问题”时,用到了“安全”一词,具体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提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决定。”[2]
从1945年七大到1956年八大,时间跨度为11年,其中新中国成立前4年,新中国成立后7年,中间召开了多次中央全会和其他形式的中央会议,形成了一大批重要文件,但除上述《论联合政府》讲到国际组织时用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