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中韩两国面临的共同安全利益也逐步增加。近年来，尤其是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先后上台以来，中韩关系虽然在传统安全领域进展不大，但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中韩两国安全合作和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中韩两国在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中，以“共享安全”的东方传统安全哲学理念为基础，超越传统的“安全困境”，以“共享安全”的“共存”“共处”“共建”“共优”“共赢”^[1]的视角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使中韩两国逐步实现在安全方面的“共享安全”和“优态共存”。

一 “共享安全”的历史理论基础

首先，我们来探讨“共享安全”的历史哲学基础。余潇枫教授提出的“共享安全”理论，不仅以高屋建瓴的战略视角系统审视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西方七大学术流派，而且以中国历史哲学为基础，首次提出了与西方“建构安全”相对的“共建安全”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并论证了“共享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初步奠定了国际学术界有关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共享安全”的哲学基础，除了余潇枫教授提出的“协和”“和合”之外，还有儒家哲学理念的核心“忠恕”也。何谓“忠恕”？《论语·卫灵公》篇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因此，“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忠”，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谓：“忠，敬也，从心。”意即发自内心的情感和行为。故所谓“忠”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推己及人，亦即“推其（己）所欲以及于人”^[2]。所以，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于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2]”因此，“忠”是“恕”的基础和前提，而“恕”则包含“忠”，只有把“忠”与“恕”统一起来，既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仁道。故《中庸》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2]可见，“忠恕”本是统一的，若真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不仅可以谓之“恕”，而且亦可谓之“忠恕”。因此，就国家安全利益而言，任何国家都希望免于遭受侵略，亦即安全。以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推及他人，即是践行“忠恕之道”。即安全，我所欲也，他国之安全，亦吾国之安全也，推己及人，以“仁爱”之心，共建、共享安全利益，才能获得真正永久的安全。行忠恕之道，即是“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也才能实现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2]的和平、安全目标。为了达到共享安全，国家之间都应该遵循“忠恕之道”，而践行“忠恕之道”的方法，则是“中庸”。所谓“中庸”，就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行事，寻求对立双方的连接点以求对立双方的平衡，给某种行为划定界限和明确行动目标，从而使事物保持旧的稳定”。^[3]而非传统安全领域，恰恰为国家的安全利益提供了相互依存和共享安全的连接点，因此，践行中庸之道，即是“共享安全”。

其次，“共享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则是儒家孟子提出的“王道政治”。所谓王道、霸道之争始于春秋。根据孟子的理论，所谓“王道”即是“以德服人”“保民而王”，亦即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理念，而霸道则是所谓“以力服人”^[4]。孟子主张行“王道”，反对“霸道”，他认为只有“王道”才能一统天下。所谓“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4]”那么如何才能行王道？孟子提出行仁政、“保民而王”，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4]。这样任何国家都可以形成万邦来朝的局面。可见，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以仁义礼智信为主的。中韩两国具有共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中国传统的王道理念推及四海，即是注重强调以德服人，善邻、睦邻、友邻，以仁政、信义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因而，中韩关系包括在中韩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以信义为基础的诚信关系，并且将这种仁爱、信赖关系作为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