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陆地安全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烟消云散，而来自海洋方面的威胁有增无减，特别是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及南海问题，此外中国的国民经济日益依赖海外贸易，海洋已经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重点。发展海权、发展远洋海军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军界和学界的共识。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中国对海军功能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认为海军除了军事功能以外，还具有经济功能、外交功能和警察功能。后两项功能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海上非传统安全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的海军建设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点。本报告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

一 “冷战”后中国海权的发展动力及对其功能的认识

“冷战”结束后，对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棋局来说，最重大的事件除了苏联解体之外，大概应该属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兼备型国家开始坚定而快速地释放其海权方面的潜力。对于中国来说，走向海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动力。

首先，是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由于“冷战”结束所引发的地缘政治板块运动大都集中在围绕中国全境的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中国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已经由南北方向转向东西方向，并促使海陆地缘出现了新的局面。^[1]从动态角度看，中国海陆兼备的双重属性已经变成了一个更显著的现实问题。在后“冷战”时期，北约东扩、美日安全同盟强化和美国进入中亚，加之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欧亚大陆“黑洞”问题，已使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由于保卫海洋国土和保证海洋权益与中国的崛起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中国必须有自己强大的海权来加以保证，因此，中国应该加强海权的实体建设，并使之与已有的陆权优势相匹配。当然，处理海陆关系应力求在海权和陆权之间取得全方位的平衡，不要偏重于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也不要搞平均主义。所谓全方位的平衡，首先需要的是保持强大的陆权，其次是发展强大的海权；但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强大的海权可放在更优先的地位。^[1]

其次，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改革开放30余年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中国社会生存方式的改变，它体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能源、工业原料、产品、市场、效益、利润和就业等，严重依赖外部世界，中华民族5000年的经济生存方式由“传统农业内向型”正在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成了“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2]海洋环境面向开放的海域，海洋经济与生俱来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这种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市场经济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远胜于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大陆经济。所以，世界上大部分繁荣发达的地区都集中在江河两岸和海洋四周，人类创造的财富和文明80%以上都集中在这里。^[3]欧洲文明的历史经验揭示了海权发生的规律：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生存状态一旦出现，必然召唤强大的海权。^[4]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加深，其海外利益也随之扩展。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石油进口国，海洋承载的是中国的经济生命线。

最后，是确保海洋方向安全的需要。“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得来自北部陆地方向的重大军事威胁基本消除。与此同时，美国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机加强了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在阿富汗和中亚国家取得军事立足点，对中国形成东、西挤压之势。但从力量部署的规模、密集程度和针对性看，美国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和压力仍以东部海洋方向为主。另外，从周边关系方面看，目前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保持并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但东部海洋方向的中日关系却陷入僵局。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中国已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陆地边界领土争端，只剩下中印边界问题尚待解决，两国目前也正在加快该问题的解决进程。而在海洋方向，中国与8个邻国存在岛屿主权或海域划界争端，争端海域面积约占中国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一半。上述安全环境的演变使海洋方向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战略方向，海洋安全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5]

中国海权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重要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