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3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大事，网络安全、北极治理、太空撞击、公海划界等被称为“全球公域”的问题骤然升温。2013年，国家、组织、个人的身影活跃在这些领域内，有时候它们扮演了负面的角色，成为这些领域中的安全隐患；有时候它们扮演了正面的角色，积极推进这些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行为体的“私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治理的进程。在这些公域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难以彻底厘清，这就使各行为体在置身其中的时候，呈现出一种新的、综合的、独特的安全观。

一 全球治理中的“公域”问题

（一）全球治理的“去国家化”

在梳理本年度“全球公域”的重大问题与治理进程之前，首先澄清几个基础性的概念：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公域，这样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各种症结。全球化的溯源并非易事。随着全球化问题的急剧升温，围绕该话题的争论高潮方兴于20个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支持者与持怀疑论者的争论主要围绕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命运展开。其中，全球化的极端推崇者认为，全球化等于“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最突出的代表作是大前研一的《民族国家终结论》^[1]。这里的“去国家化”主要讨论了投资、信息等全球流动的因素突破了国界的限制，使民族国家的作用逐日褪去。当全球化带来了跨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的时候，需要各种行为体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围绕全球治理的讨论，同样面临是否要“去国家化”的激烈辩论。我们可以参考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定义，全球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一种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得到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2]。在这一定义中，并未像以往一样突出民族国家的地位，国家之外的个人、团体的地位被放在了醒目的位置上。使用“治理”而非“统治”的字眼，更凸显了全球治理包含了与过去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所不同的元素。究竟全球治理是否真的是“去国家化”的治理？或者该在何种程度上“去国家化”？“去国家化”的实现途径有哪些？这一系列问题，都困扰着学界和政界中那些关注全球治理的人。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一些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一个理念，也就是全球性问题的“公共性”，即地球财产由全球共有，因此当问题出现时就需要全球努力加以治之。但是，在实际的行动当中，一些问题领域更为部分国家所青睐，而另外一些问题领域却成为国家之间的冷门。只有为国家行为体所青睐，才能吸引国家行为体贡献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并参与全球治理。因此，这些概念的塑造者通过掌握话语权，使他们关心的领域成为受到关注的“公域”。在这些概念的框架内，部分大国在强调保护全球共有财产、谋求全球福利的同时，将权力竞争的形式转变得更为隐蔽。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博弈似乎被掩盖了，“去国家化”似乎只是一种概念层面上的表象。当霸权国家企图掩盖权力博弈的实质、威胁或侵害他国利益的时候，有必要通过“中性”国际组织参与、引入“中性”治理制度和规范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治理“去国家化”。此外，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需要国家作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主体。因此，完全“去国家化”似乎不太切合实际。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协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健全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要更积极地引导国家行为体参与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好非国家行为体的“中性”作用，避免大国的零和博弈思维再次成为互联网、太空等领域内的主导思想。

（二）“全球公域”问题的凸显

日前全球公域的治理格局中既可见大国之间出于传统安全的战略博弈又可见各国治理非传统安全的迫切需要与初步努力。一方面，谈全球公域就不得不谈它属于全球“公有”的一面，主要是指它涉及的安全内涵为全球共有或需要全球治理，它“与安全挂钩是安全内涵扩大化和非传统安全研究兴起的产物。……安全研究对象从国家行为体扩展到国际恐怖主义、环境、疾病、气候等因素，所谓‘全球公地’安全研究也就成为讨论气候变暖、资源短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