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问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1.人口老龄化

1982年，联合国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首次界定了人口老龄化标准。该标准是指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21世纪初，我国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见图1）。

图1 人口年龄结构趋势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之一是速度快。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上升了2.93个百分点（见图2）。^[1]

图2 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之二是高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从2005～2011年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数据看到，2005年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约1550万人，占老年人口比重的10.4%，2010年高龄老人约1990万人，占比12%，仅五年时间增加440万人。据预测数据，我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1亿，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7%（见表1）。高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对养老服务需求将十分迫切。

表1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数据

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之三是空巢化。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空巢老人占49.3%（其中独居9.7%，夫妻同住仅39.6%），较2006年增加8%，较2000年增加10.4%。2000～2010年10年中，我国城镇空巢老人的比例由42.0%上升到54.0%。空巢老人的不断增多是家庭子女数减少、居住方式变化、住房市场化和人口流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使空巢老人安享晚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对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需求提出了要求。

2.家庭保障功能弱化

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家天下”的家庭伦理观念和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农业生产方式之上的。我国农业社会是以自给自足为生产方式，不同家族之间相对封闭，家庭既是维系生育、养老的情感体，也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子女对家庭的依赖和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维系了家庭养老传统。但新时期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们生育观念和生活居住方式的改变，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多代同堂”的家庭户数日益减少，“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成为主体。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家庭户规模是4.41人，1990年“四普”为3.96人，2000年的“五普”下降为3.44人，2010年“六普”下降为3.1人（见图3）。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多样化，出现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等多种类型，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减弱，迫切要求我们建立与家庭结构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服务需求增加相适应的社会养老服务制度。

图3 家庭户均人口数的变化趋势

3.养老服务需求增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年人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同时，对文化娱乐、休闲等精神层次的服务需求逐渐增加，多数独生子女由于工作原因无法亲自照料卧床或年迈的父母，因此，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显得尤为重要。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城市中有48.5%的老年人有各种现实的服务需求（见表2），其中需要家政服务的占25.22%，需要护理服务的占18.04%，需要托老所服务的占18.9%，需要保健指导的占36.8%，需要聊天解闷的占13.79%。^[2]根据健康状况，老人可以分为健康老人、自理老人和被照顾老人，被照顾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更加迫切。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的男性平均期望寿命是17.1年，其中5.6年生活方面需要他人照顾，女性的平均期望寿命是20年，其中6.7年需要他人护理照顾。^[3]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失能照护和临终关怀成为老年人较普遍的需求。

表2 老年人需求项目

4.社区养老服务功能日益凸显

社区是伴随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演变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特点是“单位保障制”，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甚至婚、丧、嫁、娶等都由所在单位负责，职工完全依附于单位，接受单位的全方位管理与服务，单位还承担了大量本该由社会来管理和服务的事务，如退休人员工资与福利补贴发放、体检、医疗费用报销等，退休后诸多事务仍然由单位负责管理。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原来“单位保障制”形成的“大锅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