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妇女就业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妇女自身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恩格斯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妇女就业是妇女获得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教育地位、婚姻家庭地位等社会地位的基本保障。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中，居女性社会地位衡量指标体系首位的经济指标就是就业。因此，通过研究女性的就业问题来考察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变得极具意义，不仅能反映一定时期男女平等的程度，同时也能体现社会进程中女性的发展状况，成为各个历史时期党和政府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男女平权”之基石。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技的进步，社会生产为拥有与男子同样智力的妇女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但同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男女平等就业的目标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彻底实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家庭观念的淡化，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调整，这些无疑对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观念、行为和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妇女就业的状况，不但影响了她们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与贡献，同时因为就业能带来经济收入，也影响了她们在社会分配中的阶层位置。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国际会议上，《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对中国的整体就业形势持乐观态度，但对当前女性的就业现状提出了坦率的警示。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GDI（性别发展指数）和GEM（性别赋权测量）排名分析，近年来中国女性的就业质量和地位等级有所下降。无疑，市场机遇打开了社会经济流动的新渠道，促使机会分布更均等，女性成为市场中的受益群体，^[3]但这也使得女性就业对其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更需要得到广泛的关注。

国内有关社会阶层结构在转型期的研究显示，最具优势的三个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他们都以男性为主，男性占到这三个阶层总人数的75%。中间阶层主要包括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其中男女分布相对较为平均，但具体来看，中上层中男性比例较高，而中下层中女性所占的比例较高。在较低的阶层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男女性别分布较平均，但男性产业工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60%，而无业、半失业、失业人员中女性的比例占到70%～80%，远远高于男性。^[4]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结构中男性的比例分配更趋向于“橄榄”型，而女性的阶层结构则更趋向于“金字塔”型，这意味着当前的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受到了性别因素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阶层分化现象。

由此可知，我国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为女性的就业和发展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机遇，但同时这种新形势也向妇女提出了新的挑战。客观、公正地看待和评价妇女的就业现状及其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是国内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的一个难题和长期研究的课题。具体而言，相关的理论和调查研究都在尝试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市场机制导入后是否必然会引起男女性别利益的分化？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不同女性就业群体社会地位变化的特点和趋势是什么？与10年前，甚至20年前相比，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否因为就业的变化而缩小了差距或者扩大了差距？

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而言，有关妇女就业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讨论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定量研究较少，定性研究较多；用综合性指标体系说明的较少，用单一指标考察的较多；对妇女社会地位总体及其各组成部分分别进行评价的较少，总体笼统评价的较多。其次，在对有关妇女就业所引起的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中，对这种变化的状态进行研究的较少；孤立地考察妇女社会地位变化的较多，进行男女两性间变化比较的较少。

鉴于研究中的这些不足，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于1990年、2000年、2010年进行了三期各省市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和研究。这项研究对男女之间在资源分配中的结构进行量化对比，对妇女社会地位进行了历史、省际和群际比较，描述和反映了当代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状况及差异变化。^[5]虽然这三期调查都涉及杭州市的情况，但没有将杭州市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因而无法清晰地反映杭州市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