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1.研究意义

就业是成年个体的一项基本权利（妇女也不例外），是每个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随着社会城市化（即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包括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她们的就业意识也不断增强。同时，女性自身处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日益下降的生育率、日益缩短的生育期，以及家庭现代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妇女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3强；进入21世纪，妇女就业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大约占半数的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他一些从业妇女主要集中在纺织、卫生、商业、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也有部分跻身于曾经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新兴工作领域。据预测，妇女就业人数仍将持续增长。

大量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推动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如此，她们在就业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例如，她们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可供她们选择的职业种类相对有限，有些国家甚至明确做出法律规定不允许妇女参加某些职业，等等。在进修、接受职业培训等方面，妇女并不能得到与男性均等的机会，也得不到技术、专业和行政职业等方面的培训和提高，因而她们很难晋升到管理等岗位，最高一级的决策岗位对她们来讲更是难上加难。大多数妇女仍局限在收入低且技术程度也低的职业岗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妇女的平均收入仅为男性的一半。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我国妇女的就业空间逐步扩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就业人数显著增加，就业比重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女职工约为213.2万人，大概占当时所有职工总数的11.7%；2009年，妇女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高达46%，已明显高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确定的到2010年达到40%的目标。

近年来，我国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她们的就业自主性也明显增强，其主要表现是妇女的就业层次明显提高、就业结构不断调整。由2010年行业从业人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妇女职业发展结构呈逐步上升态势，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女性就业人数相对减少，包含信息业、金融业及社会福利业等领域在内的第三产业中的女性就业人数则逐渐增加。可见，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吸纳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从行业分布角度看，妇女在教育、卫生、社会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的工作人数比例远远超过男性。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软件、通信、计算机、金融等高新技术行业，成为促进这些行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力量。据统计，2010年国民经济六大行业（通信、金融、计算机、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中，城镇单位的妇女就业人数达1941.7万人，比2005年增长了11.1%。其中，社会保障、卫生行业中的妇女就业比重最高（达到59.6%）。但包括杭州市在内，我国目前的妇女就业也存在一系列共性问题。

（1）就业人数呈总体下降趋势。为了追求效益，企业开始解决冗员问题，首要的就是裁减女性职工。20世纪末以来，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企业各部门的劳动用工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关资料显示，1998～2000年，我国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人数累计达2300万人，其中下岗女性职工占60%。由此可见，妇女就业的受损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2）就业结构不合理。在内地，我国妇女的就业产业结构表现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妇女很少，从事第一产业的女性则太多。从就业岗位的分布格局来看，妇女大多从事的职业类别为“餐饮娱乐服务”“卫生护理”“商品采购及销售”等，这些工种的技术含量相对不高，非常不利于女性获取较多的培训机会（贺金莲，2007）。

（3）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处于次要地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人员中，女性参政人员的比例也较低，她们大多集中在中低管理层级中，且任副职较多。在企业中，大多女性从事基层工作，很少占据绝对的领导岗位，即使有些女性任职于领导层，但她们很少有最终决策权。这些情形很容易造成女性的经济收入低、参与程度低、成就事业的动力减弱以及职位提升概率降低等问题。

（4）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在劳动领域中，就工资收入等指标而言，尽管我国是男女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