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就在冷战时代即将告终之际，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却在《诸君》月刊上就“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发表了《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在该文中，村井友秀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它作为一个完全有条件给世界带来影响的大国而存在于国际社会”，而当前，它“正希望通过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新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和迅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对于未来的日本而言，很可能是个“潜在的威胁”。^[1]因为这个“著名”的推断，该文被国内很多学者冠为诱发世界“中国威胁论”的滥觞之作。

然而事实上，村井友秀在该文中却明确表示，“中国威胁”观在日本影响甚微。他发现，“在今天的日本，过去那种‘先进的日本与落后的中国’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富裕的日本与贫穷的中国’的意识。在中国面前，日本的先进国家意识和优越感反而越来越强了”。因此，“在当今日本，将中国看成是日本的威胁的人，数量极少。即使从各种舆论调查来看，也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认为中国是威胁，而且，同北朝鲜相比，来自中国的威胁更小”。^[2]而他之所以得出“中国是个潜在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未来的推断。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戈尔巴乔夫观点的引用上——“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有的只是永恒的国家利益”。^[3]

当时还是人微言轻的村井友秀，对“中国是个潜在的威胁”的推断，显然在当年并没有引起日本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太多关注；同样，在中国也只有同年8月的《参考资料》摘译了该文，但并没有作太多评述。

真正将“中国威胁”话语引入国际学术界和国际舆论场的是20世纪末的美国知识界。1992年秋，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在美国保守派“传统基金会”主办的《政策研究》（Policy Review）上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宣称“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美国的‘新敌人’，可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4]。该文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学术界激起了回音，如英国学者西格尔（Gerald Segal）、罗伊（Denny Roy）也随后抛出了《即将到来的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中国经济增长对亚太安全的后果》等文。

在国际新闻界，相关的报道和评论也纷纷涌现，如《北京正在狂热地购买武器，其邻国感到不安》（《商业周刊》，1992.6）、《“大中国”可能成为最大的一只虎》（《商业周刊》，1992.9.28）、《中国谋求得到俄罗斯武器以便军队现代化》（《纽约时报》，1992.7.18）、《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军事均势的不稳定因素》（《朝日新闻》，1992.8.3）、《韩国出现中国经济威胁论》（《产经新闻》，1992.9.7）、《中国的海洋霸权》（《产经新闻》，1992）、《中国的崛起》（《外交季刊》，1993.11）、《东亚的新安全议程》（《华盛顿季刊》，1994年冬季号）等文都曾在国际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应。据郭隆隆和赵念渝的统计，1992年初至1994年底，美、日、英、法等国的报刊上先后出现了70多篇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5]

然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还不仅仅囿于国际学术界和新闻界，事实上也成为国际政经界的一个常用话语。比如说，1992年10月27日，印尼政治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苏多莫在答记者问时，就公开“劝告”访问中国的人要保持警惕，因为共产主义在那里仍然是“潜在的危险”。同年11月13日，印尼国防部长本尼·穆达尼在“南沙问题”研讨会上也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并要求中国增大国防政策的“透明度”，以“使邻国了解目前正在加强军事力量的原因”^[6]。1993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会晤克林顿时同样也是直言不讳，“中国的经济一经发展，就可能在军事继续抱有野心”^[7]。到了1996年，克林顿政府在就“建立亚太安全机制”问题致函东盟各国时，则干脆声称“中国已有取代前苏联在亚洲构成主要安全威胁的迹象”^[8]。

由此可见，“中国威胁论”的出现，虽然源于日本学术界的“发现”，但是其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统治”话语，却是源于西方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