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简称《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同时废止了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强制性的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的救助管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的人文关怀，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的又一进步。深圳市认真贯彻《救助管理办法》，救助管理站及其主管部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得到了人性化关爱和救助，得到了社会普遍赞誉。本文在介绍深圳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情况的基础上，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深圳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成因、结构及现状

深圳市毗邻香港，经济繁荣，居民富裕，慈善事业相对发达，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城市气候温暖，绿地林木广密，遮风挡雨防晒环境较好，天气的自然条件和人造环境客观上给露天居住的乞讨人员带来极大的居住便利；城市餐饮业发达，汇聚了全国各地风味，低档餐饮业点多面广，食物垃圾丰富，客观上给乞讨人员提供了较好的饮食条件；深圳市人口倒挂，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具有较高的匿名性，大大降低了乞讨的自尊成本。这些因素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外来乞讨人员滞留在深圳。

自《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后，深圳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大幅增加，具有多省份、多方式、多成因特征。

多省份指乞讨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几乎涵盖所有省份。其中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山区人员较多，从深圳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来源地看，流出地前五名分别是：1.河南省占12.52%；2.湖南省占10.11%；3.湖北省占8.76%；4.安徽省占8%；四川省占7.59%，以上五个省份的流浪乞讨人员占总人数46.52%。

多方式乞讨行为分为七种类型：一是流动行乞型，沿街哀求苦讨。这类乞讨人员较为普遍，或流动行乞于商业区，或在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磕头行乞。二是示残示疾型，通过展示自己的残疾身体来乞讨财物，以取得路人怜悯。三是乞车型，在机动车道上利用等待信号灯等间隙，以帮助擦车等方式向机动车驾乘人员乞讨。四是卖花型，一些少年儿童在公园、露天经营场所等人群聚集区域，纠缠尾随行人高价卖花。五是诡托型，以天灾人祸、本人落难、家人生病、无钱就医或无钱交纳学费等理由哭诉行乞。六是卖艺型，以吹笛拉琴、唱曲卖艺等方式行乞。七是强索型，以纠缠尾随、强拉硬拽等方式向路人强讨恶要。在各种乞讨方式中我们发现，以受人暗中唆使和被操纵乞讨的未成年人尤显突出。从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的未成年人情况看，被人诱骗、操纵乞讨，作为牟利工具的未成年人约占60%。

乞讨原因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原生性乞讨人员。身处贫穷和困境，衣食无着而迫于无奈进行乞讨的人员。第二类是职业性乞讨人员。因利益驱动和寄生思想作祟，利用人们的同情心，把乞讨作为谋财致富手段的职业性乞讨人员。这类人员可细分为两类人群，一是自主乞讨，自主丐产生的原因大体有五种，分别是：（1）谋生丐（含工资被扣发、疾病返贫和自然灾害临时避险等），其以谋生为目的；（2）懒丐；（3）经营丐，以营利为目的；（4）团伙丐，以牟利为目的，手段违法；（5）常年上访丐。二是受雇于人，受雇丐反映了经营乞讨人员的现象，乞讨人员受“丐头”操纵，具有“团体化、帮派化、划地盘”特征，受雇丐大体有三处来源：（1）从农村欺骗一些聋哑、残疾人员；（2）拐卖、遗弃的小孩，作为“道具”进行乞讨；（3）从贫困山区诱骗、租借一些未成年儿童，对他们进行集中管理，每天必须完成定量乞讨任务，否则将被体罚。深圳市的职业性乞讨人员较多，职业性乞讨人员一般具有以下共性：一是具有主动性。他们并非因生活所迫而被动以此为业，而是借乞讨生财、靠乞讨致富，因此决不愿意放弃乞讨而接受临时性社会救助。二是具有稳定性。他们有相对稳定的乞讨收入，相对固定的乞讨街区。三是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他们或按家族血缘，或同地同乡搭帮结伙，形成以亲属结构为依托的互助组织。第三类是隐性乞讨人员，属于少数。有超计划生育躲避处罚的，因家庭纠纷外出不归的，因躲债离乡出走的，甚至有为了逃避法律惩罚逃跑在外的犯罪分子，混杂藏匿于乞讨人员之中。

二 流浪乞讨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