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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纠纷的制度化治理与基层社会秩序重构——以深圳市“南山模式”为分析对象
    ——以深圳市“南山模式”为分析对象

    作者:唐娟 出版时间:2009年05月
    摘要:

    以深圳市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一个区级政府面对社会结构转型、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凸显的现实,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措施,有效化解各种公共纠纷的实践过程,并分析了这些微观的、地方层面的制度创新举措,对于宏观的、国家层面的和谐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深圳市南山区地处深圳经济特区西部,东临深圳湾,西濒珠江口,南连香港,北连东莞,和珠海、中山隔海相望,是将香港、深圳、东莞、广州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一个枢纽。辖区总面积182平方公里,下辖8个街道98个社区。全区总人口13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8万。城区建立之初,深圳市将其发展目标定位为工业区和危险化学品储存区,这表明南山区初期的经济结构是以含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第二产业为主导的,这导致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南山区逐步提升城区发展的目标定位,调整产业结构。《深圳市南山区分区规划》将南山区定位为“全市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旅游业及教育科研基地,生态良好、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富有特色的生态海滨城区”。经过近30年的发展,南山区已经成为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区重区,深圳市的四大产业基地——高新科技产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旅游业基地、教育科研基地的驻地。2006年,全区GDP总量已经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已近2万美元。到2007年,南山区GDP达到1414亿元,人均GDP达到14.92万元,辖区税收总规模达到193.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29.07亿元,成为一个市场体系完善、产业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足的现代化海滨城区。

    但是,南山区依然面临着经济结构继续转型和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共性问题,与此同时还面临着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移民城区所产生的个性问题。发达的市场经济既促进了南山区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引发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大公共纠纷:劳资纠纷、小区物业管理纠纷和市政管理纠纷。这些矛盾纠纷都直接涉及民生问题,给社会治安造成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传统单位制的社会整合功能日益式微,而住房体制改革使传统的社区功能发生根本变化,日益成为社会成员生活和利益维系的新的公共空间,这使得社区在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南山区委、区政府从夯实执政之基、强化基层基础、汇聚力量之源的角度出发,从2001年起,逐渐把执政依托和管理重心转移到社区,围绕和谐社区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重构基层秩序的制度创新,以应对和消解新出现的社会矛盾。2007年,理论界开始以“南山模式”的术语概括这些制度创新举措。2008年初,“南山模式”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它的一些重要的制度实践经验目前正在被其他城区、城市复制和学习。

    南山区所凸显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先兆性,它们很可能就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如何应对经济转型和高度发展后的城市社会治理?如何巩固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如何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公民利益诉求的有序表达及其公共参与?如何提供和谐的基层生活秩序,进而如何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等等。因此,解析“南山模式”制度创新的内涵和实质、属性和特点、可持续性和可普适性及其对国家政治秩序建设的意义,显然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实践价值。

    本文采用政治整合理论和秩序理论两种分析工具,对深圳市南山区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践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的假设是:为解决各种公共纠纷,实现基层社会的和谐秩序,地方政府凭借其公共权威优势创新政治社会整合方式,向社区嵌入公共资源,社区借助公共资源维护和促进其共同体的利益,政府与社区在互动、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搭建起新的相互信任网络,形成一种合作型的新秩序,从而实现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利益共赢。

    二 社会转型、公共纠纷与基层秩序失范

    (一)社会转型、社会分化与社会不稳定的逻辑相关性

    社会转型问题,自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1]一文中提出后,学界对此进行了持续深入地研究。就社会转型的内容和方向而言,社会转型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转变,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层面的整体性变革,而变革的方向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多样化。而就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而言,离不开社会实践主体的创新理念和创新活动。

    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基本表现。按帕森斯及其同僚的分化理论,社会分化,是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因而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表象之一。社会分化一般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