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从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6.04年提高到2005年的8.38年。从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来看，1982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仅为7.74年，2005年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提高到了12.30年，比1982年提高了4.56年。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存在以下明显差距：①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美国该指标为13.63年，日本为12.9年，比我国高出5年左右。②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也有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该指标为12.3年，而2000年美国已达到14.7年。③发达国家教育处于长期稳步提高的过程，中国则出现大起和大落。美国分队列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平缓，且随时间呈稳步增长趋势。相比之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队列间起伏较大，且各队列随时间递增幅度差异较大。④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主要差距产生于12～14岁年龄别在学率的陡然下降（专图1-1）。实际上，我国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表现与此几乎完全相同。

专图1-1 学龄人口年龄别在校率国际比较

适应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国教育发展应该从结构和效率入手，在争取实现更大资源投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转变阶段特征出发，我们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中期战略思路概括为：以公共产品定义教育；以教育深化扩大规模；以资源整合调整结构；以竞争开放提高质量；以需求导向增进效益。从总体上来讲，我们把教育定义为公共产品。但是，由于教育供给的类型是多样的，其外部效应不尽相同，因此，有些教育阶段如义务教育，更接近完全的公共品的同时，也不排除竞争的存在。而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则更加接近于准公共品。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健康具有很明显的外部效应，特别是具有扶贫含义，因此，农村学生的营养餐和城市学生的体育设施属于公共品领域，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在本报告中，教育深化是指把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扩大规模指增加受教育年限。竞争开放包括打破垄断，实现社会办学，也包括激励机制和“政企分开”。需求导向是把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的引导作用，通过教育部门追求效益的动机发挥出来。下面，我们分别从这四个方面，就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一 以教育深化扩大规模

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教育规模。例如，人均受教育年限是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增长表现时普遍采用的变量。我国目前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12.30，规划到2020年达到12.8年。这个规划是否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需要靠多大的努力达到，通过哪个（些）教育阶段来达到，是需要按照我国经济增长总体要求、教育发展规律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即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给予回答的问题。

在过去的30年中，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利用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多、比重大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在劳动力规模庞大的前提下，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根据我们的计量模型结果，如果用人口抚养比，即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这种人口结构因素的话，在1982～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王德文等，2004）。另一项研究表明，在1982～2000年期间的GDP增长率中，28%来自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24%来自劳动力数量的贡献，24%来自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21%来自劳动力部门流动的贡献，3%来自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蔡昉、王德文，1999）。

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转变进入新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日益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总规模已经从1.5亿～2.0亿减少到2000万～3000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总量优势趋于下降乃至最终消失。因此，我国经济竞争力越来越仰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归根结底在于教育发展的支撑。在本部分，我们不仅进一步论证加大教育投入的必要性，还探讨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如何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以最大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