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了一个明显的突破。此前，这个领域的研究长期集中在观察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并不确定，即正面或负面关系的证据都存在。^[1]然而，当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观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上来之后，人们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或曰人口红利。在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东亚奇迹”，以及西方经济史上新大陆经济超过旧大陆经济增长的部分时，一些经济学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从而引致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解释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的25%～100%不等（Bloom and Williamson，1997；Williamson，1997）。

与此同时，关于人口红利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存在，也回应了主流经济学家对“东亚奇迹”的质疑。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把劳动力短缺从而资本报酬递减作为其前提假设。因此，如果没有观察到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的改进，任何经济增长表现都被判断为是不可持续的。例如，Young（1992）和Krugman（1994）就曾在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依据这些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质疑所谓的“东亚奇迹”，并断定其增长的不可持续性。然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中，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纳之前，由于存在人口红利，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不发生。也就是说，在其他体制环境得到保障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在二元经济式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异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圭臬的增长类型的有效性，在东亚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得到印证（Williamson，1997；Bhagwati，1996）。可见，人口红利的观察与解释，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样有其人口因素的作用，即由于在改革期间，人口政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共同推动了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呈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点，形成有利的人口结构从而潜在人口红利。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创造了日益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前提下，通过二元经济式的发展过程，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得以实现（蔡昉，2008）。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Cai and Wang，2005）。

既然人口红利的源泉是人口转变特定阶段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个人口年龄结构自然会发生变化，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老年型的人口结构。事实上，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90年代的相对缓慢增长，并预计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00年已经接近7%，并预计在2015年达到9.6%。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届时将抵达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

如果遵循以往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从而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率），以及相应的估算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人口抚养比），则上述转折点的接近和抵达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乃至消失。但是，也有文献指出，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这被称为区别于前述意义上人口红利的“第二次人口红利”（Lee and Mason，2006）。不过，如果仅仅从老龄化时期储蓄动机角度来观察，尚不能构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上，堪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在理解人口老龄化原因时，人们通常着眼于观察人口转变从最初的少年儿童人口减少阶段，进入到相继而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阶段，从而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提高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往往忽略由于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设想，即使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在少儿年龄组、劳动年龄组和老年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