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用于教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很低。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政府对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一直不够重视，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偏向于城市（de Brauw and Rozelle，2006；Hannum et al.，2008）。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城市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和中级及以上职务教师比例，都明显高于农村（国家教育督导团，2006）。除了对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投入有别外，国家对不同教育阶段的投入也有差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被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义务教育被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障。而九年义务教育以后的经费投入，尚未用法律的形式进行确保。

在能够投入教育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要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必须把资源投到回报高的部门。教育资源同样也不例外。要实现教育资源效用最大化，必须把教育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回报高的人群和教育阶段。中国在教育投入上的这种偏向于义务教育和城市人口的政策，是否符合教育资源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呢？如果不符合的话，应该如何调整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资源的投入方向应该做怎样的改变，城乡不同教育阶段的投入重点应该有哪些不同？这是本部分最关心而且尝试回答的问题。

根据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教育回报应该呈现下降的趋势。对世界多国进行的研究的一些结论基本证明了这一点。Psacharopoulos（1985，1994，2002）的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大体会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而降低，初等教育的回报率最高，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回报可能高于中等教育，也可能低于中等教育。如果中国的教育回报也遵循这个规律，偏向于义务教育的教育资源投入策略就是合理的。但是，对中国教育回报的研究却呈现与此相反的趋势。例如，李实等（1994）发现，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教育回报率不断提高；Wei et al.（1999）和李实等（2003），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按照这些研究结论，中国教育资源投入应该进行调整。在巩固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应该增加对义务教育以上阶段的投入。

但是，这些研究使用的是较早的数据。近些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化（Knight and Song，2005；蔡昉等，2005），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变化，必定会影响到教育回报。这些较早的研究结果，已经不能反映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教育回报的最新状况。而且，中国城镇和农村的教育状况有很大不同，社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状况也有很大差异，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自然不同。应该分别根据城镇和农村劳动力不同教育阶段的回报状况和教育现状，调整教育资源的投入和配置。本章将要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估计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供一些思路。

二 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比

现阶段，中国城镇和农村的受教育水平具有较大差异。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我们对城镇和农村16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分布，进行了比较（表5-1）。根据本部分的研究目的，我们把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四个阶段进行考察。^[1]与城镇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在受教育方面的劣势非常明显。农村劳动力中，51%的人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41%的人受过初中教育，8%的人受过高中教育，仅有不到1%的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城市劳动力中，25%的人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39%的人受过初中教育，22%的人受过高中教育，13%的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

表5-1 2005年16岁及以上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从男性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看，对城镇劳动力而言，30%的女性受过的是小学及以下教育，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20%；38%的女性受过初中教育，男性的这一比例为41%；21%的女性受过高中教育，男性的这一比例为24%；12%的女性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男性的这一比例为15%。也就是说，与男性相比，女性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比例更高，受过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