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具有市场先发优势的省份，浙江较早地遇到了文化体制的障碍，也较早地认识到了打破这种障碍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文化体制改革有其自然历史的逻辑。首先，它是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换的必然结果。其次，社会公众对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只能在突破传统大包大揽的“文化事业”发展框架、在公共文化领域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并引入市场化手段、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基础上才能实现。再次，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文化创新，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内在要求。

一 1978～1998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文化体制从自发调整到自觉改革，首先奠基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向市场转换的宏观历史场景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必然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体制、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和重构。

第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浙江的逐渐发育，市场化及其交换原则和效益原则已不再为物质生产领域所特有，必然会渗透到精神生产领域。文化生产面向市场以后，必然要受商品生产规律的制约，从而凸显出了文化的商品属性和经济属性，并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体制产生了冲击。这就要求文化体制、文化发展模式按照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进行重构。

第二，市场经济先于全国的发展和完善，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给浙江各类文化机构带来发展的机会。正因如此，浙江省各级政府必然会先于其他省份遇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从事管理的问题，先于其他省份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文化领域的管理者，又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随着浙江文化市场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和完善，为政府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中解脱出来而集中精力于“管文化”提供了可能。这为浙江探索文化体制改革、寻找文化发展新模式创造了条件。

第三，市场取向的改革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客观必然性。市场经济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和完善，使浙江的政府管理部门较早地认识到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也使其较早地意识到了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施分类指导原则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自1992年以来，伴随经济体制的转换，浙江省文化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开始自发地探索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文化发展新模式。

（一）借鉴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以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为重点的文艺体制改革，调整艺术表演团体布局结构、改革用人制度、逐步建立规范有效的投资机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省各地市县都根据当地实际对文艺表演团体进行了重新调整布局，既保持了地方艺术特色，又优化了资源配置。1986年，杭州市属六个艺术表演团体开始全面施行“承包责任制”，杭州杂技团一队、二队，金鱼魔术团，青春宝飞车走壁队就与企业挂钩，建立了文化经济联合体；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宁波剧团的体制改革也迈出了新的步伐，承包经营方式逐渐向建立艺术生产经营实体目标转变。1988年，奉化越剧团向社会公开招标，落实“团长经营承包负责制”。^[1]

在各地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实践的基础上，1988年12月，浙江省文化厅对全省全民所有制剧团进行定级考评，按照考评结果实行分级管理，政府财政重点扶植一级剧团，放手二级剧团，解散三级集团。1994年，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浙江京剧团和浙江昆剧团合并组建了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浙江越剧院和浙江越剧团、浙江省群众艺术馆与浙江省艺术研究所分别合署，浙江省电影制片厂并入浙江省电影公司，省级剧团由9个压缩到6个，初步实现了优势互补，增强总体实力，促进艺术繁荣的目的。同年，杭州市通过对市属文艺表演团体的改革，形成了“三三制”的总体格局。即“杭越”、“杭歌”、“杭杂”三个团作为杭州相对的重点团，由地方财政给予经济扶持的地方办的艺术表演团体。把“杭话”、“杭曲”、“杭滑”三团作为文化部门管理、社会办团的艺术表演团体。其中，把“杭话”由全民事业差额补助转化为全民事业自收自支的艺术团体和经济实体。

（二）积极尝试转变文化主管部门职能，推进从“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的转轨

1992年以来浙江省文化厅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