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各种要素成本的上升，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承担其加工组装环节，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基地的我国东部地区，逐渐出现了加工产业外移现象。中国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缩小地区差距，客观上面临着双重任务。第一，如何提高东部地区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水平，不断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拓展，实现产业升级。第二，在实现第一个任务的同时，如何利用在位优势，提高国内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通过价值链在区域间传递，带动中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既有文献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从两条路径展开。第一，通过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的研究表明，中国现有的增长方式属于“干中学”引起的“模仿—套利”型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应该通过供给政策和深化市场改革来转变发展方式。第二，通过区域战略缩小发展差距。国内学界对此有两种争论：一是梯度与反梯度理论（夏禹龙和冯之浚，1982；郭凡生，1986）；二是“就劳动转移资本”与“就资本转移劳动”之争（魏后凯，2007）。然而，以上两种研究思路都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即没有把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

GVC作为一种全球产业组织形式，与总部经济形态二者的结合，可以深刻地改变全球竞争的范式。总部经济模式作为GVC网络结构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不仅实现了与制造基地的相对分离，而且通过其对供应商网络的治理来整合全球资源，实现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和全球营销。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在GVC中的职能和竞争优势，还主要局限于劳动密集型环节。这种建立在低端要素环节上的制造中心地位，无法积累和嵌入高级要素，只能使总部经济的生产者服务功能游离于中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尤其是集聚于这些国家的大型城市。但是基于中国制造的现有水平，以及实现制造基地与总部基地分离的考虑，我们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大城市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制造业总部经济的现实条件和基础支撑。我们展望，未来中国区域产业配置的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演化为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成为由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主导的制造业基地。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着力论证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条件下，发展基于GVC的总部经济，可能是协调我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均衡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新经济地理学通过引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较好地解释了当今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现象，从而为制定通过推进产业集聚实现区域发展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回答如何协调产业集群之间的均衡发展（如制造业集群与生产者服务集群是如何协调的），也没有解决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组织和运作产业集群。对于解决中国发展中的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问题来说，集聚和区位虽然重要，但是基于产业集聚的整合和协调更加重要。以产业集群形态嵌入GVC，是中国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也是解决现实的产业发展和转型问题的出发点。为此我们需要把GVC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起来进行考虑。这种综合至少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GVC是如何影响产业的区位选择的？Lovely et al.（2005）的研究表明，由于出口企业需要国外市场的特定信息，而企业总部的空间集聚将有利于信息交流，因此，出口企业的总部集聚程度比一般企业更高。第二，产业集群的功能和特性是如何影响经济主体在GVC中的分工地位和竞争优势的？中国目前的产业集群由于在配置方式上功能单一、缺少高级要素嵌入等具体问题，在GVC中仅仅以规模和成本为竞争优势。这种低成本竞争的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诱发这些产业集群的整体性衰退（刘志彪，2008）。第三，反过来，GVC是如何对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前景产生制约作用的？Messner（2004）指出，那种依附型（Quasi-hierarchical）的GVC治理结构和其中的非对称性力量，会导致地方产业集群在升级过程中被锁定。可见，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产业升级和地区差距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借助于GVC理论来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GVC对总部经济的影响，第三部分论证基于GVC的总部经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