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旅游业，虽然起步很早，但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发展不起来，它能成为今天这样规模的大产业，在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则完全归功于邓小平同志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和推动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就以我曾经供职的中国国际旅行社而言，它是国务院在1954年为了接待来自“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自费旅游者而决定设立的，它和专事接待华侨和海外华人的中国旅行社一起，成为我国仅有的两家旅行社机构。那时的国旅，由于苏联、东欧各国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人民出国的限制很多和我国的接待能力还很弱，业务规模很小，年接待量不过数千至万把人，即使如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还因中苏政治分歧而完全中断。就在此时，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稍有松动，开通了北京至巴黎和卡拉奇两条国际航线，还可通过深圳口岸转经香港和外部世界联系，国旅转而开展对西方国家的旅游业务，一度达到年接待数万人。但曾几何时“文革”骤起，旅游业全部停顿，国旅职工大部分下放农村“锻炼”。直至1974年后，为了开展反对“苏修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又要求国旅尽快恢复工作，接待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人、特别是“反修”人士。但当时我国对外关系十分紧张，其难度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国旅在1979年前是一个官办的、服从于我国对外政策需要的外事接待机构。1959年时在国旅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旅游事业管理局，“局”和“社”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更使国旅成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从经济上说，名为接待外国自费旅游者，实际上是“政治挂帅”，不计效益。强调按政治标准选择接待对象，常常是免费招待甚至亏本接待。内部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部上缴，人员工资和一切开支按财务制度由国家财政下拨或经特批后报销。从国旅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旅游业是国家外事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产业。它随着我国内部政治局势和对外关系的急剧变化而几起几落，更谈不上发展。不过，经过近三十年努力，国旅和中旅都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几十个总、分、支社，培养了一支素质较好的队伍，以国旅总社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有职工约六百人，其中过半数是历年来由国家统一分配来的学习多种外语的大学生。这一点宝贵的组织和人力资源尔后就成为我国旅游业大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在一次考察黄山时率先提出，要利用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外国旅游者，既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更着眼于增加当时极为紧缺的外汇收入。指导思想的这一转变使中国旅游业起死回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大道。国旅和中旅两总社首先起步，大力开辟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南亚等华侨华人聚居区的旅行社的业务关系，通过它们组织来华客源。而当时很多西方国家人民和华侨华人对闭关锁国30年后的中国又极为好奇，于是大批游客蜂涌而来。经过短短数年，国旅的年接待量就从几万人次增至二十多万人次，每年为国家创汇一亿多美元，上缴利税几千万元。

但是，突然压境的大量游客也对当时还十分薄弱的我国旅游基础设施带来极大的压力，尤其是旅游饭店和交通设施不足。每到旅游旺季经常发生旅客住不进酒店和搭不上飞机的事件，旅行社在旅客的一片抗议声中全力应对，弄得焦头烂额。实在解决不了时，只得商请有关部门的紧急支援，甚至惊动国务院领导，用行政措施缓解危机。但此时正值外资开始进入我国，海外投资者从中国旅游基础设施的严重供不应求中看到了商机，纷纷投资建造饭店、输入交通工具、开发景区景点等等；民航、铁道等部门也大力扩大运输能力。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瓶颈得到缓解，旅游接待能力大为提高。在此情况下，仅靠国旅总社和中旅总社两家来引进客源又成了进一步增加旅客人数的制约，与此同时，各省市和国务院许多部门都看到了发展旅游业的巨大潜力和良好效益，纷纷要求自办旅行社。国家旅游局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决定放开由国旅、中旅两个总社垄断的旅游外联权，同意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机关兴办旅行社自行从国外引进客源，以后又逐步对私人乃至外资开放。这一决定使旅行社如雨后春笋，几年之内发展至上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