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我就从《旅游学刊》彻底退了下来；现在的“名誉主编”，自然也就是名誉而已。

北京旅游学院酝酿编辑出版旅游学术刊物，是1984年的事。那时候，北京旅游学会正筹备出版《旅游时代》和《旅游论丛》两个刊物，学会的同志让学院的几位老师和我去帮助创刊。那时，要创办一份刊物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几个人一边干着一边说，就我们这样玩命，学院满可以自己也办一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话便反映到了当时的院领导那里。没有想到的是，开明的院领导竟然很快做了决定，以王慕曾副院长为主编的《旅游论坛》就真的要在1986年试刊了。我进入学院比较晚，那时刚到学院才不几年，课多，还正忙着编自己的教材，只答应“编外”帮着看看稿。

1986年底，上面的批文下来了，1987年《旅游论坛》要改为正式出版物《旅游学报》。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学院要动员我去主持编辑工作；我不愿意，学院好像让了步；决定下来了，要我进入学院科研室，结果反倒成了更累人的教学、科研、编辑的“三肩挑干部”。那个年代，旅游学科领域的稿件不多，要现磨谷子现下锅，凑成一期太不易，而且还要有质量，哪儿去找现在《旅游学刊》稿件采用率只有百分之几的阵势。怎么办，一是到北京图书馆（现在国家图书馆）翻杂志，发现作者联系作者；一是走进行业，动员、帮助乃至代替有经验的业界行家写稿。所以正式出刊时的第一期就没有敢叫《旅游学报》，而改叫了《旅游学刊》。

记忆中，我国1996年以前还没有旅游研究的正式期刊，北京旅游经济学会出过几期的内部刊物（也叫《旅游学刊》），已经随着该学会的变动而不复存在；学界业界和管理层每年本就不多的一点论文，都散在了其他一些专业期刊中了。印象最深的，是《财贸经济》、《社会科学》、《经济问题探索》、《税务与经济》、《经济地理》、《建筑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和《南开经济研究》等对旅游学科的热心，但是每刊一年中也多是三几篇罢了。更可惜的是，北京旅游学会新创刊的《旅游论丛》在1986年、1987年正式出版两年后也在出版物管理调整中停刊了。所以逼着《旅游学刊》不得不担起它的责任。

人少，缺经费，没纸张（那时的纸张是计划供应的，想买高价纸你得有钱，可是担任第一任主编的学院副院长偏偏又不管钱），好在当时编辑部副主任李永奎老师特别敬业，几届兼任主编的院领导也信任，编委们大多真干活，编辑部也团结，加之学院科研室的年轻同志也把编好刊物看做自己份内的事情，大家同心协力，《旅游学刊》才得以慢慢地发展起来。当然了，也是学界、业界和旅游主管方面的多方支持，才使它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可以设想，要不是对旅游学科的真正重视，国家旅游局的局长会议能够让一个小大学的学报编辑去旁听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七五”重点课题“中国旅游经济研究”成果愿意首先交给《旅游学刊》去发表？同时，《旅游学刊》也更加意识到自己在推动学科交流和进步方面的责任，在20世纪80～90年代以编辑部名义发起的连续多年的“旅游科学理论与实践全国学术研讨会”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专题研讨会，就是为了给学界、业界、管理层提供一个彼此交流的机会。也靠了旅游企业的理解与支持，尤其是最初几年的研讨会，免费代表是多数，靠的就是企业的优惠和补贴，连吃带住还提供会场和设备，编辑部最后凑起来付给饭店的钱（包括刊物“挣”的广告费）连打了六折的饭费也不够。所以编辑部也都自觉地把服务旅游产业和旅游科学作为了自己的任务。

《旅游学刊》的出刊，为学界、业界和管理层搭起了一个有关专业交流的平台，也为年轻学人的成长创造了一些机遇。正是越来越多的作者，愿意把自己最得意的研究成果首先交给《旅游学刊》来发表，这才使得刊物有了相当的质量保证，也才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信任，以致才能够连续四届忝列“中文核心期刊”之林。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在追溯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历程时，愿意用《旅游学刊》作为中国旅游研究的代表，或者将它与国外著名期刊Annu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进行比较，以发现中外旅游研究的同异与进程。据从事旅游教育和旅游研究的专家分析，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旅游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据一些既精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