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旅游界的后辈，提笔写“我看中国旅游30年”，着实是诚惶诚恐。好在生态旅游也是旅游业的晚生，后辈谈新题，也算是以小窥大，管中见豹。甚或有“童”言无忌的冒失，也未可知。

1986年兰州大学黄羊山先生发表《生态旅游与生态旅游区》一文，1995年“中国首届生态旅游研讨会”召开，1999年杨桂华等人出版《生态旅游》，特别是2002年，作为对世界旅游组织“国际生态旅游年”的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进行研究和研讨，首次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路、方法、队伍结合到本土生态旅游研究之中，而后2005年中国生态旅游国际论坛等体现了该领域国际化的新进展，2008年“中国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高峰论坛”的即将召开则显示了对这一问题的新理解。可见，生态旅游始终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而相关学术探讨也在不断深入，从最初引进国外理论成果发展为面对中国现状，从最初以自然科学为主发展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举，从最初仅仅重视技术方法发展为同时探究社会制度，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为我们了解生态旅游提供了日趋全面的图景。

从1996年《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中首次出现生态旅游实施项目，到1999年国家旅游局“生态环境游”旅游年推出的生态旅游线路，以及有关部门推出“生态旅游示范区”的努力，到2005年国家旅游局、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再到2006年国家旅游局、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第一次联合召开全国生态旅游现场会，生态旅游逐步进入政府部门的管理视野。而有关部门和业界对生态旅游的认识也日益深入，从最初的含混不清到后来的比较清晰明朗，从最初的默认无为到目前的积极引导，多部门的联手合作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走向规范的可能。

生态旅游在中国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中国旅游业的进步：就研究而言，经历了从介绍国外先进理念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引入其他成熟学科概念理论到逐渐形成自身话语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单学科分析研究到多学科兼容并蓄的发展；就实践而言，经历了被动应对国内外需求到主动引导市场潮流的发展，经历了从单个部门孤军奋战到多个部门交叉重叠的发展，经历了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到社会多重力量互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生态旅游在中国还处在探索阶段，理论上还有很多误解需要澄清，实践中也存在许多偏差需要纠正。笔者曾将这些误解和偏差归结为“十大误区”，例如在发展原则上将生态旅游等同于可持续旅游发展原则本身；在道德价值上认为只有生态旅游才是好的，而其他旅游形式就是不好的；在发展范围上把生态旅游看成是所有地方，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发展的普遍选择；在判断标准上依然以接待人数、旅游收入等为指标来衡量；在具体开发上用发展大众旅游的观念和方法来发展生态旅游；在操作管理中，把生态旅游当成是一种市场营销策略等等。

这些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旅游业发展中难以逾越的阶段性不足：就研究而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乃至其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了解、对话、借鉴、融合尽管有所进展，但依然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对于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者往往自话自说，从而导致业界和公众不知所从；部分研究者热衷于追逐新名词，对国际、国内已经形成的研究共识视而不见，甚至不曾见过，便“大胆创新”，混淆视听；对既有概念缺乏梳理、深究，而热衷于不断制造新的概念，从而形成了一个杂乱的“概念丛林”。就实践而言，从生态旅游的标签化利用到分时度假的歪曲异化，经营者往往对一些新事物不求甚解，采取“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做法，误导公众，造成“李鬼”、“李逵”难以分辨；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囿于原有的管辖范围，对于新兴领域和新业态只能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面对丰富的理论成果和活跃的发展实践，在政策、规范、标准、准则、指南等方面准备不足，容易形成一些管制空白地带。

在我国，旅游是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和学术研究领域，新则不僵，新则多变，从生态旅游、工业旅游、会展旅游到分时度假、旅游房地产、节事旅游、休闲旅游……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新概念、新事物还将曾出不穷，也不断为研究者、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