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社会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对于理解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东亚共同体”构想产生的经过及其内容的形成。

虽然倡议建立东亚或亚太合作体系者早已有之。如1986年，苏联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合作体系。1990年，印尼、澳大利亚分别建议建立亚太多边集体安全体系。1993年，美国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提出的环黄海经济圈的提议也具有进一步发展成区域性合作的倾向。提议国各有各的动机，但却应者寥寥。1990年12月，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次年又更名“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主张该集团由东亚地区的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组成，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面对欧洲一体化和美国的经济霸权，东亚地区应该联合起来，争得自己的利益，此为首次提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张。但此倡议因美国和日本的反对而夭折。东亚区域合作体系一时难以形成。将东亚区域合作与欧洲区域合作相比，可以发现两者存在重要区别，东亚区域合作长期明显滞后。

首先，就历史因素而言，尽管历史上德、法、英等欧洲大国间都曾发生过战争，牵涉欧洲许多国家，甚至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亚洲各国间的冲突，但是战后欧洲各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问题。德国领导人在承认发动战争的错误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的高姿态，赢得欧洲各国人民的谅解。在欧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未因历史问题发生纠葛，此乃欧洲之幸。然而，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以及通过历史教科书问题、阁员参拜靖国神社所反映出来的日本对待战争的错误态度，激怒了亚洲在历史上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破坏了建立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基础，目前尚看不到彻底解决该问题的清晰前景。

其次，就地区冲突和摩擦而言，欧洲各国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某些地区的局部冲突十分尖锐。如北约东扩问题，反映出俄罗斯与欧美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但并非无法调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并不是无条件反对北约东扩，或与北约对立，只是要求与北约同起同坐，享受平等待遇，而在东亚却有些难解的死结，如朝鲜半岛至今残留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南北分裂问题以及朝鲜核问题等容易引发国际性冲突的潜在危险；中美间的台湾问题反映了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台湾分裂主义势力的长期存在以及美国对台军售使中国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性始终存在；日美安全保障的扩容强化和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存在，在中、朝和其他国家眼中无异于遏制自身的“东约”；日俄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另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任何一方都不会作出原则性让步，日韩、日中之间也存在“独岛”与“钓鱼岛”的领土争执，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还存在南海归属问题的分歧等，这些争端反映了东亚区域矛盾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对立性，使得东亚各国的相互关系具有脆弱性。不少国家的双边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的缓和成就，可以因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前功尽弃，一时难以通过调整或谈判取得“双赢”的效果。

再次，就意识形态而言，欧洲各国的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起源于古老的欧洲文明，具有较多的共性，苏联、东欧等国解体和西方化后，冷战期间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营垒已不复存在，基督教文化成为欧洲各国共同的精神支柱，这是欧洲共同体得以迅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东亚虽然历史上存在过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各国也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东亚思想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中国，先是带来了东正教，后又传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现“脱亚入欧”式的崛起，盛行体现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霸道文化；列强势力进入东亚，尤其是战后美国“介入”东亚后，更使基督教文化和美式价值观念强行进入东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在近代逐步走向式微，但儒家文化仍在该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东亚各国也都有反映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因此，东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