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针对工业污染、环境健康问题的公众性事件接连不断，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相关的集体性行动开始呈现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直接污染受害者、相关者为参与主体的环境维权和抗争，这是一种目前最为常见的公众动员在环境领域里的表现。这种模式的草根性强，参与者的身份边界比较清晰，参与者关注自身经济利益，类似于西方社会中的“邻避”运动。一旦政府让步（比如受争议大型开发、化工项目停建或者迁建），集体行动便会终结。另一种模式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者的环境认知水平更高，而且关注的议题更具公共性，不局限于具体的项目、社区所在地，开始超越只针对某个污染点和事件的应急性，向着长期监督、寻找制度性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发生在什邡、启东和宁波的反对大型工业污染企业的大规模环境群体性事件是第一种动员模式的代表性案例。该类型的环境公众动员、集体性事件在近10年来的中国不是偶发的，而是多发的。2012年集体行动出现一些重要变化：一方面，民间抗争的方式激进化，政府与民众的冲突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反应（确切地说是让步）更加迅速。第二种动员模式的代表性案例是广州市民针对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组织的一系列集体行动。这场发端于2009年的环境维权行动进入2011年以后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过往以城市住宅小区居民为主体的环境维权不具备的特点，进入组织化建设和政策倡导的阶段。

一 从什邡到宁波：城市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激进化与民间的自我反思

2012年，多座城市连续爆发针对大型工业污染项目的群体性事件，这些城市的行政级别都比较高，其中什邡是四川省辖县级市，宁波则是浙江省副省级城市。事件过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爆发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甚至恶化到示威民众冲击公共机关、政府动用防暴警察驱散示威者的程度。2012年7月1日到2日，大批什邡市民聚集到市政府门口组织抗议示威，反对刚刚开工的宏达钼铜项目建设。在这期间发生警民冲突，原本和平的示威活动升级，有人受伤。2012年8月26日，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爆发民众示威游行，反对大型造纸厂尾水入海工程，警方介入后示威行动快速激烈化，警民对峙和示威者冲击政府机关。2012年10月底，在浙江省第二大城市宁波，大批市民参与了反对当地PX项目的“散步”，这场公众动员的行动过程在一开始比什邡和启东更为有序、理性，但是两天后，还是在当地市委、市政府门口聚集。事件过程中触发激烈的警民冲突，政府出动了特警，并驱散示威民众。

这些大规模环境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密集发生，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因素是2008年以来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许多大型石化和化工项目获得了新的扩张动力。什邡的钼铜项目被列为四川省“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也是震后发展的优先项目，被当地官员称为“史上最严格的环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通过。而启东这个案例，江苏省政府从2008年开始将一系列环保审批权从省辖市下放到县一级，这样的安排显然降低了大型工业项目的准入门槛，而纸业尾水入海项目的环评过程恰好正是从2008年开始加快的。^[1]不过，这些都是什邡和启东这类大规模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宏观原因，环境抗争爆发和激化的直接原因是环评过程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薄弱与不透明，公众环境健康、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以及维权意志的坚决。

重大工业项目从规划到环评都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渠道和制度设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也明显存在不足，导致很多民众对身边在建或者已经运作的工业项目不知情，一旦出现对这些工业项目环境风险的疑虑，政府和企业很难从民众那里获取信任，理性对话和说服会遇到障碍。比如什邡的钼铜项目，从立项到审批完成再到开工历时两年，可是绝大多数什邡居民直到2012年6月底开工仪式启动才得知这个重大化工项目的存在，引发民众对政府意图的猜疑。启东纸业排海项目酝酿时间更长，民众也是直到近两年才明确获知项目的建设信息，但是并没有参与环评，也无法获取环境风险评估的信息。其实这些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长期以来都存在的弊端，至今未能得到纠正。宏观经济形势带来的压力只是将这些原本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扩大，为更激烈的民间抗争增加了动力。

公众环境意识提升是环境群体性事件升级的直接原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