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环保关键词中，“土壤污染”“毒地”必然占有一席之地。

年初，由“中外对话”网站、英国《卫报》、新浪环保和SEE基金会联合颁发的中国最佳环境报道奖，将“最佳影响力”大奖颁发给了财经新闻记者宫靖，以表彰他的深度报道《镉米杀机》“揭开中国食品生产链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宫靖的报道发表于2011年，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在颁奖词中，主办方认为该报道“引发了举国上下极高的关注，各地政府纷纷表态。当年‘两会’，镉米成为热点话题，卫生部长陈竺回应媒体，称中国将实现污染土壤禁种稻米。报道之后，中国政界、学界和民间，对土壤污染的关注度明显提高”。而《镉米杀机》只是媒体关注土壤污染这一“隐形污染”的开始。2012年，多家重要媒体发表了关于土壤污染的深度报道与系列报道，其中就包括3月份《南方周末》的“毒地”系列报道和《财经》杂志6月4日刊载的封面报道《毒地潜伏》。这些报道聚焦污染企业搬迁后遗留下来的污染土地和这些地块在房地产热潮下的治理难题。不过，与土壤-粮食-人这个影响路径相比，土壤-住宅-人这个污染路径似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正如一位专家坦言，地方政府似乎更忙于处理城市扩张、工厂搬迁后遗留下的重金属污染问题，甚至“试图利用耕地污染进行土地变性，对真正的污染土壤和稻米则缺乏修复的动力”。^[1]

除了政府治理土壤污染的“动力”外，媒体追问的问题还包括污染信息的披露、修复技术的选择、法规政策的“顶层设计”等。例如，《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的一份《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称“农业部已经对耕地中的部分重金属污染做了初步的调查”，划定了一系列土壤污染“警戒区域”，并将“更进一步，对全国18亿亩耕地开展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与监测预警，对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进行治理与修复”。^[2]9月29日，该报传出另一个重量级消息：“《土壤污染防治法》从专家课题研究，正式进入国家立法阶段。”报道称，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树义已被任命为“《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小组组长”，法律草案集中在“建立‘污染土壤档案制度’和‘污染土壤管制区和整治区’，还规范了土壤整治和再利用的相关要求”。而该法律的出台时间则被认为是在“下一届人大期间”。^[3]由此看来，未来几年，相关议题的热度只会有增无减。

一 土壤污染：数据迷局

事实上，在中国，土壤污染早不是什么新闻。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研究指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严重性。当时较为著名的案例是沈阳张士灌区的镉污染。在20世纪80年代，沈阳有2800公顷的稻田因长时间灌溉含镉污水（污水来自冶炼厂），造成重金属镉在稻田土壤和水稻中蓄积，污灌区域居民血液及尿液中的镉含量分别达到1.06和13.26Mg/L，为对照区域居民血镉、尿镉水平的数倍。^[4]对于这块污染土地，80年代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的陈涛等科学家曾做过研究。^[5][6]另外，贵州省作为我国汞矿储量第一大省，土壤汞污染在当时也已达到惊人水平。1986年的数据就显示，该省受污染的土壤汞含量可高达55.64mg/kg，为背景值的180多倍。低效率的汞开采冶炼技术被认为是造成严重污染的罪魁祸首——当时汞矿的采收率只有30%～45%，也就是说在冶炼过程中有超过一半的汞进入了环境。^[4]

虽然这已不是新闻，但在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这个问题上，官方数据总是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目前已知的官方调查包括：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菜篮子”种植基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主要污灌区污染状况调查、2006年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的全国土壤现状调查等。^[7]但相关调查数据鲜有公开。被媒体广为引用的有两个“官方”数字，一是“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8]二是“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但上述数据无不受到各方质疑。2011年，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中披露，“中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