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中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因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第一是要维护宪法的统帅地位，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规范的基础和依据，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二，这里的法律体系不是一个相互对等的、如同在同一平面上并立的诸规范的体系，而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这些规范的统一体是由这样的事实构成的：一个规范（低级规范）的创造为另一个规范（高级规范）所决定，后者的创造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而这一“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263382第三，在法律体系中，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法律现象，而建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是保障法制统一的关键所在。

根据审查主体的不同，现代世界各国的合宪性审查体制大体可分为司法机关审查、立法机关审查和专门机关审查三种模式。从审查的手段上说，合宪性审查分为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两种方式，即法律法规颁布生效之前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和颁布实施之后进行的合宪性审查。基于我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与法制传统，一方面合宪性审查注重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的结合，另一方面合宪性审查不是简单地适用某种单一的审查模式，而是复合式审查模式，即根据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不同，对法律、法规、规章分别采取不同的审查模式。

一 法律的合宪性审查

宪法的效力高于法律，因此法律与宪法不一致或抵触时应该接受合宪性审查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毫无疑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合宪性判断的主体是谁，以及合宪性审查的实际运行机制如何。

（一）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主体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常委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基本政治制度。具体而言，《宪法》第3条第3款和第128条以前后呼应的方式规定“审判机关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126条又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可见，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是前者监督后者，后者向前者负责的关系，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绝无权力审查和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法律的合宪性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

既然根据现行宪法中宪法解释权、宪法监督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力划分与权力结构关系，法院的司法审判权不能直接涉及法律与宪法的冲突问题，那么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

（二）法律合宪性审查运行机制

根据《宪法》第62条第（三）项、第67条第（二）项的规定，我国的法律分为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法律。无论是现行宪法还是《立法法》，都没有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的合宪性审查问题作出规定。由此，涉及国家基本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法律如果违宪了，只能由全国人大进行“自我监督”，换言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问题游离于已有的法制规范之外，不受任何外在的监督与审查。263374而从现实的层面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曾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同时，分别以决定的形式宣布这两个基本法符合宪法。26337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述两个决定解释了宪法，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了审查，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决定以宪法惯例的形式解决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有没有可能违宪，要不要接受合宪性审查，以及由哪个机构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