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消费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我们没有什么奇妙的办法能有朝一日把毒品滥用的现象彻底根绝。各种形式的毒品消费将会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样，一直存在下去，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把毒品政策的总目标定位在实现一个根本没有毒品的社会，263628是与现实不符的乌托邦。263629减少所有形式的毒品消费，倒是每个人都不会反对的毒品控制的重要共识。通常来说，减少毒品消费的共识下可以衍生出控制、预防和干预三种理念和五种模式。模式具体是：经济模式，通过提高价格来减少需求；垄断/许可经营模式，通过限制经营资格，限制供货，来减少供给；少年保护模式，宣传毒品危害，教育涉毒少年，严格限制少年接触毒品的机会，比如严禁出售毒品给青少年；医疗模式，通过医生的处方义务来限制接触毒品的渠道，以此来减少供给，通过治疗成瘾癖者，来减少需求；刑法的禁止模式，着力于通过禁止和镇压手段，比如刑罚、强制戒毒措施来实现减少供给和需求的目的。

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对于毒品实行的是刑法禁止模式主导的绝对的全面禁止制度，263630但是如果想用刑法手段实现政策定位错误的无毒品社会，那是不人道的，也是不自量力的。为实现这样的乌托邦，更有甚者有些国家如今把对毒品的治理已经升级为“针对毒品的战争”，263631而这种“战争”形式的镇压，本质上就意味着法治国家原则下法律层面的治理多多少少已经不甚重要。

如果国家想用刑法手段对已经成年、健康的公民规定他们应该吃什么和喝什么，那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国家监护。宪法对公民人格自由发展的构想，263632把是否享用或摄取以及在什么程度（剂量）上享用或摄取什么样的生活品，完全交给了公民个人自己去决定。因此，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享乐主义的吸毒盛行的社会，但是，应该努力去阻止这种刑法禁止、干预范式，即利用刑法手段把一些本应自主决定的东西强加给少数人。因此，当今毒品政策争论的关键问题就是：人们是否希望实现一个没有毒品的社会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刑法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最为严厉的手段，只能作为可以考虑的最后手段予以适用。但是，在毒品政策上，刑法常常被用作对待毒品问题的第一手段。这是一种后果很严重的决策，因为解决毒品问题把刑法作为第一手段，首先是不适合的，其次是具有反作用效果的。

尽管刑法资源的投入在不断加大（增加罪名、提高刑罚幅度、投入新的侦查措施263633等），但是，每年新加入吸毒行列的人数仍在增长，比如，俄罗斯的吸毒人数每年新增约有7.5万人，263634我国近年来的增幅更大。263635吸毒导致死亡的人数也在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每年吸毒死亡的是200人以下。到了80年代，吸食鸦片而导致死亡的每年平均有500人。1989年，与吸食鸦片有关的死亡数增长到近1000起。1990年因吸毒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491起，1991年达到峰值2125起，从1991年到2002年，每年因吸毒死亡的人数徘徊在1500人至2100人之间。263636从其他西方工业国家也都可以观察到类似情况。俄罗斯每年因吸毒死亡的人数高达3万人。263634中国禁毒年度报告称，2004年因吸毒造成的死亡人数累计达到了33975名。尽管刑法的毒品控制日趋严厉，为获取毒品而实施的犯罪也在持续增长。263638

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刑法对毒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从来就不曾成功过。首先，通过刑法手段全面控制毒品市场的供给是不可能的。比如，德国评估数据显示，德国警方没收的非法毒品仅占市场上流通的5%～10%。263639这就是说，一次成功起获毒品的记录同时也是总体上控制失败的一次记录。还可以观察到的有趣的事实是，警方在哪里成功起获并没收了毒品，那里的毒品价格很快就会上涨，263640那里获取毒品型的犯罪发生率也几乎同时走高。263641这种价格的变化只是暂时的，因为毒品市场上其他地方的毒品会很快补充过来。即使投入刑事追诉的新手段，比如卧底侦探、电讯监控、窃听技术，这种企图以刑法控制供给的状况并不曾得到明显的改善。263642此外还要注意到，采取刑法手段控制毒品而引起的毒品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会引发更多的伴随市场“重新洗牌”的暴力冲突；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缴获毒品而导致的毒品成本的增加，最终会转嫁给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