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晚清新政到民国北京政府期间的中日交往是一段黄金发展时期，军事交流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其交流涵盖人员、制度、兵器技术多个层面，影响和作用广泛而重要，所带动的两国社会政治发展之异同特征亦十分显著。历来有关近代中日军事交流问题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中方对于日方兵器技术方面的输入与学习，成果较为丰富。而有关两国军事交流的推动因素，以及两国军政体制、军队建设诸方面的交流与发展问题，尚存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特对此作一些新的探讨。

一 晚清政府同日本的军事交流概况

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是在传统双边关系上展开的，并同时受到“西力东渐”的现代化因素的推动。中国从冷兵器时代大规模转向近代军事，发端于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英法德等西方强国，都曾是晚清政府军事改革的学习对象。其中，德国对中国军事的影响力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率先实行改革的军队，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张之洞的自强军等，皆以德国军制为摹本，大量装备德制武器。清政府最早设立的陆军军事学堂——天津武备学堂中，课程设置大都照搬德国军校，并聘用德国人担任教习。德国是19世纪晚清中国对外军事交流最主要的国家。

日本的现代化改革，出自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与中国洋务运动几乎同时。甲午一战，日本学习西方、力行军事改革的成就凸显。于是，清廷注意到了日本军事近代化的借鉴意义。按1898年张之洞分析：“出洋一年，胜读西书五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等等。53760日本军方和政府出于在中国继续扩张势力的目的，也主动邀请中国官员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按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给外相西德二郎的建议，为在东亚大陆树立日本势力，最佳策略是向古老的帝国散布受日本教育感化的中国人才。

其后又是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德军作为主力并担任统帅力量，中德关系受挫。在1901～1903年间的晚清新政与军事改革中，“帝国的各地都产生了逐渐以日本军官代替德国人当教习的趋势”。53762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国力与形象再度提升。之后数年间，中国人赴日留学热潮达于高峰。大批青年学子投身日本军校，日本教习受邀进入中国各式军队担任教练。据记新军编练自“袁世凯为直督后，旁采日本制度，改从日本操法，即北洋军人所谓‘左肩枪换右肩枪’”。53762于是，兼有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双重经验的日本，逐渐取代德国，成为清廷在对外军事交流中最主要的学习对象。

逐步发展起来的中日军事交流，包括多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留学生、制度、装备等诸方面的交流。1896年3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选试，首批13名赴日留学生到达东京。1898年6月御史杨深秀上奏《游学日本章程》获准，由各省派选留日学生。1901年9月清政府下令废除武举，编练新军，加速军事改革。日本在其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设立留学生部，以后又在东京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等军事预备学校，对留日学生进行预备教育。

自1901年以后，赴日留学生逐年上升，梁启超在1902年著文描述当时情景：“现计诸生来者，数已逾四五百人。（中略）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由官费者不过强半耳。其余则自备资斧，茹根尝胆而来，而近数月来陆续渡航者，几于无船无之”。53768关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1896年的13人是比较一致的统计，其后高潮期以1906年人数最多，实藤惠秀统计为8000人，53768王晓秋根据外务省档案统计为7283人，53768而小岛淑男统计为12000人。53768其中据鲍威尔统计，在士官学校和其他军事学校就学者有671人，而是年就学于欧洲者仅15人。53768另有统计到1908年，赴日陆军留学生数目已不下千余人。53768留日学潮达于顶峰。

1909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成为清政府筹建留美预备学校和资助学生渡美求学的基金，留美留欧热潮兴起，赴日留学规模逐年消减。迄止1919年，在二十余年时间内，前后总计约7万众中国青年渡日求学，其中学习军事的人数及其作用不可低估。另有统计，辛亥革命后关内17省都督中，12人为军人，其中6人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53769。

中日军事交流再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