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数量的增加、涉及的市场范围扩大，一体化的合作程度在加深。区域一体化由传统的以贸易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浅度一体化”向包括更广泛政策的“深度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贸易领域，还包括对FDI流向的影响，吸引外资正在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之一。

Yannopoulos（1990）、UNCTC（1990）、Yeyati等（2003）、Blomstrom和Kokko（1997）从定性角度研究了跨国公司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做出的投资反应。他们认为，区域一体化将影响厂商的投资决策，厂商对区域一体化的反应程度取决于其投资动机。区域经济一体化降低区内贸易壁垒，同时相对增加了对区外的贸易壁垒，影响逃避关税型投资，成员国内部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区内的逃避关税型投资下降；对于来自区外的FDI，一体化协定导致内部保护上升，促使外部厂商对区域内进行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资，以逃避关税及其他类型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厂商面临的市场扩大、竞争加强，促进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区域内中长期生产成本下降，区域内市场将成为国际采购的目的地，成员国市场效率提高促使厂商对区内进行合理化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规模经济发生的可能，市场扩张、需求增加和技术进步引发新的投资机会，市场导向型投资动机的厂商将采用进攻性出口替代投资，通过对区内市场的投资抢占先机，取得先动优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区域内成员国间区位优势产生相对变化，厂商在区域内调整投资结构，根据区内东道国的不同区位优势对生产过程进行重组。

Motta和Norman（1996）最先将寡头垄断厂商的局部均衡博弈模型引入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效应的研究中，他们采用三国三厂商对称模型，其中两国组成贸易集团，另一国是FDI来源国，指出在寡头厂商选择出口或FDI的决策过程中，区内外贸易成本、国家规模、厂商规模经济等因素将影响厂商的决策。区内贸易壁垒的降低将促进区外厂商增加对区内国家的投资。该模型假定三国及三厂商完全对称，没有考虑区域内两国的劳动力成本差异、市场规模差异对生产决策的影响，由于假定所有厂商都进行FDI，共有81种策略组合，求解复杂，研究结论的针对性稍弱。

Neary（2002）将Yannopoulos（1990）等人的定性研究进行了模型化处理。在Motta和Norman（1996）局部均衡模型的基础上，Neary（2002）对生产决策设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简化，假定区内厂商无投资行为，只研究区外厂商对出口或FDI两种生产决策的选择，这种简化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一体化对不同类型投资决策的影响。他们指出，区外厂商的逃避关税型投资、出口平台型投资将增加区内国家的FDI流入，但区内竞争程度的增强对外部厂商进入起阻碍作用，弱化了逃避关税型投资、出口平台型投资动机。Neary（2002）的主要结论是在区内国家对称假定下得出的，在不对称假定下仅对生产成本差异做了研究，没有研究市场规模差异和地理位置差异的影响。

此后，Montout和Zitouna（2005）、东艳（2006）、范兆斌等（2006）、Ekholm等（2007）在模型构建上沿循了Neary（2002）的基本方法，并进行了不同的扩展。Montout和Zitouna（2005）研究了南北一体化条件下区域内外厂商的生产决策，将南北一体化协定的特点，如工资差异、出口平台投资等引入模型。东艳（2006）研究了南南型一体化对区内吸引外资的影响，指出两个引资国所进行的一体化将使投资在两国内进行重组，厂商将选择区内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生产以供给整个区内市场。范兆斌等（2006）对三国条件下水平型投资和垂直型投资进行了细化，根据工厂数目和区位分布的差异将水平型（H）投资细分为五种，垂直型（V）投资细分为四种，对区域一体化所引起的H型内部转换和V型内部转换做出了详细的研究。Ekholm等（2007）对南北一体化条件下厂商的投资决策进行了扩展，在水平型投资和垂直型投资之外，引入第三国出口平台投资，即跨国公司在南方国家投资，其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结论表明，在满足一定参数条件下，南北一体化使区内北方国家选择垂直型或全球出口平台投资，外部厂商则选择第三方出口平台投资。

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效应的理论研究应将区域经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