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我国进口规模自2003年就一直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从1980年到2008年，进口的年均增长率达15.5%189515，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仅与深层次原因——国际分工密不可分，还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息息相关。产品内分工是当前国际分工中的最新形式，本文前一部分侧重于从这种国际分工视角研究我国进口结构，尤其二元边际的分析方法不仅体现了贸易研究不断向细化发展的趋势，还从本质上揭示了贸易增长的机制。统计结果表明：我国进口增长中，中间品贡献最大，尤其是从新、老市场进口的中间品，远远超过了资本品和消费品；2001～2006年，产品退出与新产品进入种类变化不大，说明我国进口结构未发生本质变化；此外，我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拉动（增长2.22倍），价格水平提高起到次要作用（增长1.47倍）；从市场划分看进口结构，97%以上还是从老市场进口的老产品，这进一步说明我国进口结构有待调整和提升。

为探究中间品在我国总进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本文在双边贸易框架下研究了我国进口增长，重点分析了造成中间品进口和总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文章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包含了双边贸易成本和多边阻力两个新变量）对我国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各类产品分别进行了系统GMM（广义矩）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和各国多边阻力提高对双边进口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产品内分工强度的提高也有利于中间品的进口。在回归结果基础上，文章还对中国从别国进口的潜力进行了判断和分析，并分解了引力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进口增长的贡献。

二 文献评述

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卢锋，2004）。近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以新的路径快速增长，就与这种分工密不可分。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如何科学衡量贸易增长显得越发重要，二元边际是较为前沿的分析方法，不仅对贸易增长的根源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即产品种类、数量以及价格变化是引致贸易增长的根本原因，同时还能对贸易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国内学者关注于中国出口结构与增长的较多，对进口研究的较少。樊纲等（2006）从贸易品技术分布角度分析了我国的贸易结构，发现1995～2003年中国进口技术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而出口相对较低技术产品的格局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姚枝仲（2009）基于传统的分析方法，根据初级产品占总进口比重上升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下降，认为我国进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影响进口增长的因素中，GDP对进口增长的贡献为114.5%，相对价格上升对进口造成了-14.5%的影响。国外关于进口结构的文献中，Dutta（1965）从进口需求角度分析了印度的进口结构，从消费品、中间品和投资品的进口决定因素可以看出，工业生产需要消费大量的进口中间品，而相对价格不会对世界市场不同产品的进口需求产生深刻影响。

在贸易增长方面，决定贸易增长的因素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以新新贸易理论提出的企业异质性和内生边界选择问题为代表，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贸易增长的路径。Melitz（2003）最先将异质性企业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把企业生产率不同作为解释企业出口和生产决策差异的动因。之后大量学者把理论模型建立在Melitz的理论之上，如Chaney（2008）将异质性企业加入到引力模型中来解释贸易增长，得到一个“扭曲”的引力模型，并用贸易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来解释贸易增长，结果发现产品间较高的替代弹性使得贸易的深度边际对贸易壁垒更敏感，而使广度边际对贸易壁垒却没那么敏感，这在于生产率高的企业能更容易克服固定成本。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8）也使用引力模型估计了由于产品和地理多样化导致的多国之间双边贸易增长，结果发现出口的深度边际占贸易增长最主要比重，在发展中国家的广度边际增长中，地理多元化要比产品多样化更重要。钱学锋等（2010）利用一个企业异质性模型，借鉴Chaney（2008）推导出的引力模型，分别建立了出口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的估计方程，其巧妙地把出口的深度边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