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各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普遍提高，外部风险会更多地通过进出口的渠道传递，国际市场上贸易品价格的波动也不再完全是国内生产成本变动的反映，两者的不同步如果导致出口企业利润下降，会造成投资甚或增长的减弱；如果导致出口企业收入增加，通过向非出口部门的传递又会带来通货膨胀；特别的，对资源或其他类型中间品、资本品具有依赖性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受到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影响。Pierre-Richard和Aizerman（1995）曾推测，方兴未艾的贸易开放可能导致新的经济情况，并会在很长的时期内改变生产部门的布局，这些变化会以不同形式出现，包括生产组合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支出占总产出相对份额的变化，贸易的更加自由化似乎已经理所当然地改变了政府管理的范围并影响了政府的管理权限，然而这种变化的确切方向尚未可知。目前，在美国家庭削减或推迟其必要或长期性消费支出导致全球经济需求下降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加大了对本国经济活动干预的力度，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也日趋活跃，贸易开放对政府规模变动的影响，因之也成为国际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交叉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的经济情况呈现极为独特的变化特征，在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的同时，全国名义政府支出规模与实际政府支出规模变动趋势却完全相反，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名义与实际政府支出规模的变动关系，依据支出细目的不同也存在显著差异，这对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认识贸易开放影响政府支出规模的具体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 文献综述

研究贸易开放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依据对政府规模扩张成本与收益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存在两种基本对立的假说。一类被称为补偿假说（Cameron，1978；Ruggie，1982；Rodrick，1998），强调公共部门扩张的内在激励会超过其对成本限制的考虑。因为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国民经济更广泛地暴露在外部风险之下，基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或竞争等的分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贸易参与双方的生产效率，但分工的深化也会带来更加专业化的生产格局，导致失业（Revenga，1992）、甚至经济波动加剧的风险（Koren和Tenreyro，2007）。通过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加，可以“补偿”贸易开放带来的风险，熨平经济波动。第二类被称为效率假说（Alesina和Perotti，1997），强调政府支出规模扩张的经济成本，认为贸易开放程度提升会导致政府支出规模的下降。因为贸易开放程度提升会减轻市场扭曲程度（Krueger，1974；Isham和Kaufmann，1999），增加要素流动性，从而降低了政府获得较高收入以维持较大支出规模的能力。在此条件下，政府只有减少税收和债务，削减开支，提高效率，才能吸引要素流入。Garrett（2001）对Alesina和Perotti（1997）的观点进行了改进，认为只有当政府支出超过市场所需求的最优规模时，才会导致生产要素的净流出。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利用各类国家的数据，对补偿假说和效率假说分别提出的贸易与政府规模之间的经验关系进行检验，也有少量文献对两类假说的逻辑基础提出了质疑。下面从三个角度，即假说的提出、已有文献对假说的检验和质疑（对于相同角度下的文献，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展开；相同年份的文献，则按字母顺序展开），对近35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与评述。

（一）对补偿假说的检验与置疑

1.检验：基于多国的证据

Cameron（1978）、Schmidt（1983）、Saunders和Klau（1985）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证实各国滞后的开放程度是其年均政府规模189529变动的最好单一预测变量，原因在于更开放的国家会具有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工会增强的联合讨价还价能力会迫使政府增加诸如社会安全、养老金、失业保险、培训等方面的转移支付；Ruggie（1982）也提出，政府努力寻求贸易开放和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有效结合是经济动荡的后果之一。

Rodrik（1998）扩充了Cameron（1978）样本的数目，采用125个国家1960～1992年间的数据，以各年度政府消费（不含政府转移支付和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规模，分别利用贸易条件的波动、出口目标市场集中度（利用基尼-赫希曼指数度量）与贸易开放的乘积来度量外部风险，并引入人均GDP（Wagner法则认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收入弹性）、供养率、城市化率、国家性质与地区虚拟变量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与政府规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