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贸易制度和平论是近几年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传统的贸易和平论的一个重要拓展，它认为贸易的和平效应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而不能自动地产生。近几年来，伴随着大样本统计方法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起，学术界对这一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189623其中，戴维·贝尔斯（David H.Bearce）和大森佐和（Sawa Omori）提出了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源于制度层面的高层会晤机制这一观点。189624

贝尔斯和大森佐和的研究问题是：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究竟是源于经济层面的一体化程度还是制度安排层面的因素？其实证研究的设计基于三个理论假设：①特惠贸易安排可能会增加成员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经济机会成本，从而促使当事国选择和平方式解决冲突；②特惠贸易安排有时会为成员国提供彼此之间军事信息的共享，为和平谈判提供了便利条件；③特惠贸易安排包含了成员国高层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有助于在冲突国的领导人之间建立沟通的平台。在此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笔者对1951～1985年所有政治上相关（包括地理相邻和其中至少包含一个大国）的两个国家进行了统计分析，考察的变量包括贸易相互依存程度、民主化程度、是否同属其他联盟、强国与弱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否为霸权国、经济一体化目标、制度安排中嵌入的军事合作以及高层会晤机制的数目，其中后三个变量反映了特惠贸易安排的结构特征。

大样本分析的结果显示：①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军事冲突的减少之间没有关联；②特惠贸易安排中嵌入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与军事冲突的减少之间不存在积极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与冷战期间贸易制度安排中包含的军事安全合作较少以及有价值的军事力量信息共享程度较低有关；③与军事冲突减少表现出强烈正相关关系的是贸易制度安排中包含的高层互动机制，而一般的日常事务机制不起作用，因为高层会晤常常能够共享一些不公开的信息，因此，制度安排中包含的高层会晤机制越多，它的和平效应越明显。两位作者认为，包含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共体”）、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在内的贸易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积极的和平效应，是因为它们都设有首脑之间的会晤机制；而中美洲共同市场、东非共同市场之所以不能抑制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是因为这些制度安排中缺少了首脑之间的会晤机制。189625 因此，贝尔斯和大森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是，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应更多的是源于制度效应而非地区经济一体化。

大样本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变量间的共变性来确定特惠贸易安排与抑制政治冲突升级之间的因果影响或相关性，但却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是否真正存在，因为相关性并不总是能够建立起因果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变量间的相关性可能是没有原因的。189626而对典型案例进行历史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却能够弥补其上述不足，并且如果变量间的因果影响的确存在，案例研究法也有助于揭示因果影响产生的机制。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西共体这个所谓的贸易制度和平效应的典型范例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和历史过程追踪，来验证贝尔斯和大森佐和的上述观点。

西共体是非洲重要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尼日利亚和多哥的推动下，16个西非国家189627于1975年5月签署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它们中既有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法语区国家（如赛内加尔），也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如几内亚比绍）。虽然共同承诺实现经济一体化，但这些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仍然与法国、英国和葡萄牙这些前宗主国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显著的差异必然预示着西共体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会平坦。

西共体的产生是与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紧密相关的。首先，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西欧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对非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对于多年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西非国家而言，区域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被认为是摆脱经济依赖和落后的关键战略。189628其次，7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石油用做对抗西方国家的武器，提升了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给予美国等西方国家重重的一击。对于拥有丰富石油资源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西共体内占1/3强的尼日利亚而言，石油不仅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也带来了称霸地区的政治雄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