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独特文化传统的大国来讲，中国崛起展现的国家、民族的复兴面貌及其远大前景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民族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及其内在形成的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模式无疑需要人们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诠释。就对外影响而言，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崛起还催生了具有重大国际吸引力、感召力的发展模式与理想。正是基于上述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当前学术研究界、政策制定者对于中国崛起问题做出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这些研究在变量和方法的选用上仍然存在不足，所以本文希望能够补充一种深入研究中国崛起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从而有助于完善既有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一）为什么要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崛起？

提出该问题是要回应现有研究的第一个不足，即在研究中国崛起问题的变量选择上，许多研究无法对中国崛起的性质、外延及其影响做出系统、深刻的分析和诠释。比如，侧重权力变量研究的现实主义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国家实力提升了，中国没有寻求霸权，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189889倾向制度变量研究的自由主义无法有效解释为什么中国很大程度融入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却依然展现了改革和完善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强烈愿望。显然，中国的实际行为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理论的判断，但是这些研究倾向将这种悖论解释为中国有意识的“韬光养晦”，在它们看来，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不是机会，而是一种威胁。189890

一些学者认识到从权力、制度视角去理解中国崛起是不够的，于是转向建构主义的方法去重构中国崛起及其对外行为的概念和理论。如江忆恩试图通过战略文化视角去解释和预测中国的国际行为。189891约瑟夫·奈富有洞见地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189892但遗憾的是，当西方在国际体系和知识结构上处于主导地位时，人们更喜欢谈论为什么美国和西方拥有软权力，却不愿思考非西方世界是否具备同样的条件和潜力。金融危机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善。随着中国持续崛起、西方相对衰弱，一些嗅觉敏锐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它们看到了中国内在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及其潜在的示范效应。189893不过，由于深受“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的困扰，这类研究也没有很好地解释这种特殊性的由来。

事实上，无论是权力、制度分析，还是战略、对策思考，都离不开背后文化要素的支撑和作用。正如政治学者穆迪所讲，是“文化提供了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得以运作的背景，反过来，制度、社会关系或历史事件也规定了文化得以显示自身的方式”。189894因此，理解中国崛起的真正性质和内涵，我们需要引入一种内在文化变量的研究。鉴于文化研究范围、内容历来的复杂性，本文在变量的选取上采用了两条标准：一是对于政治研究来讲，本文不提倡广义的大文化主义研究思路。因为将各种非物质要素统统纳入文化分析框架之内，我们其实很难厘清到底哪些要素与政治行为、政治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二是本文也没有采用政治心理、制度层面的微观研究方式。因为对于政治分析来讲，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个体心理、外在制度与群体文化画等号。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选取了政治文化这一中观层次的变量。它试图通过个人心理学同集体社会学相结合的办法，去探讨各种态度、观念、情感、理想的组合方式和逻辑运作机理，以及这套政治文化与中国崛起的互动关系。

（二）如何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崛起？

该问题显然对应着现有研究的第二个不足，即在研究中国崛起的方法选用上，许多研究通常有意无意地将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分割成两个孤立的领域，这导致研究经常出现两种弊端：一是大多数有关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研究普遍缺乏或者忽略了一种“向内看”的传统方法；二是许多国内政治研究又常常缺少甚至无视一种“向外看”的研究视野。所谓的“向内看”主要是指理解和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需要首先关注中国的国内因素，它常常取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传统、经验、国情、身份以及国际地位；189895“向外看”主要是指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与变迁离不开一种“非主观”的结构性视角，显然，中国所处的国内情势、国际环境、跨国政治经济关系及其历史演进同样是影响国内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189896正如著名中国学专家